由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祁艷博士主持的實證性課題《中國公民藝術素養(yǎng)調查（2015）》的公開出版，為決策者提供了參照性知識方案，同時也為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實證材料與問題線索。在定量研究最大化的同時，適度給予定性分析，而且從一開始就充分顯示出知識行動的靶向效應，僅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這是一份難得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愿意不揣冒昧地為之作序。
　　公共文化政策自中國語境獲得命題合法性以來，從決策、執(zhí)行、監(jiān)管到追訴等過程環(huán)節(jié)，都還遠未從“舊常態(tài)”的“權力操控”型制轉換至“契約運行”方式的“新常態(tài)”，無論體制功能抑或各類實際操作的文化建設項目，包括那些已經“工程化”或者至少冠以工程之名的項目，都還無法判定為程序正義、績效標桿清晰、責任主體與后果追訴完全到位、項目啟動基于大量調研基礎上的“社會最大公約數(shù)”與專業(yè)性技術方案堅實支撐之上等。正因為如此，在文化建設的某些具體環(huán)節(jié)，容易導致“體制空轉”和“自娛自樂”的不良后果。對于這樣的不良后果，我們一定要在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的引領下，按照習近平同志系列講話的要求，求真務實、立足改革、銳意進取，使公共文化政策切實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正確道路上確保其正義性、效率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使公共文化以健康的姿態(tài)和更大的體量惠及追求“中國夢”早日實現(xiàn)的億萬中國人民。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公民藝術素養(yǎng)調查（2015）》具有特定環(huán)節(jié)先行先試的意義。也就是說，無論是命題價值取向還是該項目的課題宗旨，都是以“新常態(tài)”為邏輯起點，從而力圖以新的思考問題方式與解決問題方式，致力于我們所從事的神圣的文化建設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