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言我為什么會研究起“五四”來
　　我為什么會研究起“五四”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追問的問題。雖然說，我這個人研究歷史，或者說琢磨歷史，沒有科班出身的人那么多界限，經(jīng)常在晚清和民國之間跳來跳去，東撈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條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這種野路子出來的人，沒有家法，也就沒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對于“五四”，我卻一直沒有熱情，相關(guān)的史料也摸過一點，但興趣就是提不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著一個成見，認為“五四”跟太平天國一樣，下手的人太多，大魚早都撈沒了。
　　事情的轉(zhuǎn)機在2005年下半年。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學期的課，每周一次，時間空得很。因此，我跟那里的有關(guān)人士混得很熟，包括《二十一世紀》雜志的編輯黎耀強先生。等我回內(nèi)地之后，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不知怎么想起要找寫“五四”的稿子。然后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勸誘我寫“五四”。我說，你就是喜歡在內(nèi)地找人，內(nèi)地史學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幾個，怎么會找到我的頭上？他說，別的人路數(shù)我都熟悉，能寫成什么樣子，我現(xiàn)在就可以估計出來，唯獨你可以寫個跟別人筆下不一樣的“五四”出來。這么一來二去，人都是喜歡被恭維的，我慢慢就動了心，開始認真做這方面的研究，摸史料。
　　摸了一陣之后，我發(fā)現(xiàn)，別看“五四”研究者甚眾，著述甚夥，但從周策縱、彭明起，大家關(guān)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后就是文學，說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幾位。即使寫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縱和彭明，也較少涉及這場政治運動的政治關(guān)系。好像只有臺灣的呂芳上，談到了“五四”跟國民黨的關(guān)系。但是，跟“五四”關(guān)系密切的軍閥和政客，比如直皖之爭、官僚政客中的親日派和親英美派之爭，全都被人忽視了。好像“五四”期間，這些政壇上的要角全體失蹤了一樣。另外，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政治事件，它的運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動員的，怎么宣傳的？運動中的學生跟商民是怎樣的關(guān)系，跟軍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筆糊涂賬。
　　所以，我的興趣來了，感覺還是有空子可鉆，有魚可撈的。
　　等到我下決心，真刀實槍開始鉆空子或者說撈魚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事情遠沒有我想象的那么簡單。光資料收集，就把你累得半死。還好，一些喜歡歷史的學生，幫了我不少的忙。但真正操練，還是得你自己一點點做。心情時好時壞，干勁時小時大。就這樣，陸陸續(xù)續(xù)做了四年。直到2009年歲末，才初步有了眉目。
　　這期間，經(jīng)歷了五四運動90周年，出人意料，官方居然不熱，好在民間還是小熱了一回。大概有些熱心人痛感現(xiàn)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消亡，傳統(tǒng)主義者要回歸傳統(tǒng)，制禮作樂；自由主義者要尋找歷史資源，建構(gòu)中國式的制度理論。大家回顧歷史，翻庫倒貨，把壞賬都算在了“五四”頭上。我正在看這方面的史料，雖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現(xiàn)在的文化狀況，其實賴不到多少在“五四”頭上。余英時先生說過，他跟陳獨秀和胡適先生是同鄉(xiāng)，“并且在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期間，我在離陳獨秀的出生地（懷寧）只有六七英里遠的一個小村住了八年（1937—1945）。陳獨秀我只聽說過一次，那是指責他——后來我發(fā)現(xiàn)這指責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我也曾在鄰縣桐城住了一年（1945—1946），桐城派文學已遭‘五四’新文學的領(lǐng)袖們，特別是錢玄同（1887—1939）的批判，但在那里我仍被鼓勵用古文寫散文和詩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陽這些大城市，我才開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論的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幾年（1946—1949），就我的記憶所及，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反偶像崇拜的反傳統(tǒng)主義，都沒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經(jīng)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運動或者馬克思主義總體上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有多大�！�
　　其實，多少了解一點“五四”以后歷史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或者確切地說列寧主義，或者中國化的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其實不是通過“五四”，而是通過后來的革命發(fā)生的作用。但這種革命能夠成功，有很多原因�？梢哉f，即使沒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樣有這樣的結(jié)果。十月革命后，共產(chǎn)主義革命延伸到落后國家，這是一種趨勢，很多沒有發(fā)生類似五四運動的國家，一樣發(fā)生了革命�！拔逅摹睂τ诤髞淼母锩�，僅僅能說部分地催生出一點“左傾”的意向。即使這個意向，也受到另一種意向——全盤西化的平衡。
　　最終革命鬧起來，而且成功，中間有著太多的因素，“五四”這根火柴跟后面的燎原大火之間，不存在對應(yīng)的因果關(guān)系。不管怎么說，中國化的列寧主義已經(jīng)通過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系列群眾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從結(jié)構(gòu)上改變了。最大的變化是，讓1949年前的余英時先生寫古文的農(nóng)村環(huán)境，如果不能說蕩然無存，也所存無幾。中國社會，讀過“老書”（某些傳統(tǒng)猶存的農(nóng)村，對文言文的說法）的人，已經(jīng)所剩無幾，很多地方，可以說是孑孓無存。嚴格地講，盡管“五四”后白話文的教育開始推行，但1949年之前受教育的人，還都是讀過“老書”的。令傳統(tǒng)真正失落的，還是革命和后來的政治運動。
　　當然，在有些人看來，1919年的五四運動作為政治事件，對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種干擾，但這場政治運動，對于教育和文化的改變，其實影響相當?shù)么蟆?919年的五四運動前，盡管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學生喜歡，但畢竟是一場沒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戲。只是到了1919年之后，這場文化運動的聲音才被放大出來。政治運動過后，中國的新文化、新文學，才成了氣候。教育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改造，白話文被學校接受。中國的大學也就是在“五四”之后，才真正像個樣子。西式的學科分類體系，在“五四”之后，才算真正在中國扎根。五四運動過后，當時中國的教育家蔡元培、蔣夢麟，都曾擔心獲得勝利的學生，會因此而心浮氣躁，荒廢了學業(yè)，轉(zhuǎn)而投身政治。A后來的歷史證明，這樣的學生是有的，而且數(shù)量不少。20世紀中國的革命家，無論左和右，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但是，大部分參加運動的學生還是回到了書齋，或者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軌道（曹汝霖后來的續(xù)弦夫人，也是“五四”青年）。中國的大學，因為這些追求學問的人，沿著蔡元培開創(chuàng)改革的道路，越走越遠。蔡元培之后的教育家，無論梅貽琦、蔣夢麟，還是張伯苓，甚至黃炎培、陶行知和梁漱溟，其實論教育的創(chuàng)新和實踐，貢獻都比蔡元培要大得多。
　　說也奇怪，1919年的五四運動爆發(fā)之后，此前在新文化運動中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的學生，就會自動放棄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義的大帽子下面抵制日貨，將不肯服從的商人們的自由剝奪，逼他們交出貨物，不服從則抓起來戴高帽子游街。對他們來說，這樣做，并沒有心理上的障礙。因為一個是小我，一個是大我，后者事關(guān)民族大義。運動過后，一部分從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樣是為了國家和民族解放，放棄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實際上是基于1917年新文化運動同樣的理由，全盤接受另一種西化——革命的西化。
　　“五四”之后的中國政局，西化和激進，成了主基調(diào)。即使國民黨上臺，一個不喜歡“五四”的半傳統(tǒng)主義者蔣介石當家，這個趨勢也沒有停止。襲承打倒“孔家店”傳統(tǒng)的學生，大演孔子的糗事《子見南子》，孔家人告狀告到蔣家政府，即使得到孔祥熙的支持，也沒有把支持演戲的曲阜師范校長怎么樣。受到行政院院長汪精衛(wèi)支持的衛(wèi)生部長，居然下令廢止中醫(yī)，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呼吁落在實處。逼得全國的中醫(yī)團結(jié)一致，鬧起了一場大的群眾運動，才算讓衛(wèi)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實際上，民國時期的中醫(yī)一直處于妾身未明的狀況。學界的傳統(tǒng)主義者，陳寅恪、錢穆、馬一浮等人，靠著自身的學問，和國府中蔣介石的支持，他們才在國學的名目下爭得了一席之地。但就總體而言，學
　　界的天下，依然西風獵獵，包括史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化。只是，即使最激進的西化論者，也沒法在學術(shù)和教學過程中，真的把傳統(tǒng)拋棄。
　　這樣的“五四”新傳統(tǒng)，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國，其實蕩然無存。吊詭的是，革命后的中國大陸，年年都紀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實根本就沒有蹤影。不僅德先生、賽先生不見了，連新文化、新文學也沒剩下什么。當年新文學的健將，不是三緘其口，就是想說也說不出什么來。而在1949年后的臺灣，“五四”的地位很低，沒什么紀念，但那里“五四”的新傳統(tǒng)卻還在。當然，“五四”之前的老傳統(tǒng)，也在�，F(xiàn)在的人們動輒談?wù)撆_灣的雷震的遭遇，唏噓不已。但是試想一下，這個雷震如果生活在大陸，命運將會怎樣？
　　五四運動的發(fā)生，國人委實有點身不由己。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就不會有日本人的乘虛而入，后來也不至于有山東問題。當然，也正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國才有了參戰(zhàn)之爭，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協(xié)約國一邊，最終為中國贏得了戰(zhàn)勝國的名義，也為自己贏得了一塊大勛章。但是，恰因為這空頭的勝利，讓國人興奮不已，結(jié)果到了巴黎和會，才發(fā)現(xiàn)自己原來還是那塊砧板上的肉。所謂戰(zhàn)勝國，無非擔了空名。由熱及冷的落差，引起國人的大憤怒。自我檢討的結(jié)果是，段祺瑞集團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過——當然，的確也有可罪之處。五四運動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面，弄臭了皖系，卻給了直系一個機會，因此他們加入運動的合唱，最終導(dǎo)致你未唱罷我登場。北洋軍閥分裂，直皖開戰(zhàn)，皖系倒臺。
　　在民族主義的喧囂面前，運動走向勝利，為此付出代價的，不僅僅是幾位留學日本的文官。同樣是民族主義的喧囂，也導(dǎo)致了輿論和青年向左轉(zhuǎn)。就那么巧，運動的溫度還沒有降下來，這邊蘇維埃俄國站穩(wěn)了腳跟，想要尋求突破，打破孤立，于是接連發(fā)表兩次對華宣言，宣稱要放棄一切在華特權(quán)，而且要把沙俄時代從中國掠去的一切還給中國（掠去的實在太多了）。這樣令國人喜出望外的宣言，跟巴黎和會上的屈辱，恰好形成過于鮮明的對照。連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孫中山、陳炯明，甚至吳佩孚都一時難以抵擋誘惑，更何況一腔委屈的青年學生？
　　“五四”過后，新文化運動并沒有停下腳步，出于群眾運動的緣故，轉(zhuǎn)向了社會改造。我們看到，無論教授還是學生，大家都在面向下層。教授做俗文化、底層文化的研究。而學生則從平民演講，走到平民夜校。進而進行社會改造的實驗，引進新村主義，辦工讀互助團，甚至給自己設(shè)計一個烏托邦的菜園子。這樣的嘗試，不僅得到北大教授如周作人輩的引導(dǎo)，而且連北大校長蔡元培也給予支持。
　　就這樣，“五四”對于中國政治的走向，不僅在直皖之爭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進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國最終走到今天，原因其實很多，“五四”絕非根本性的推動力。也可以說，即便如此，“五四”本身卻沒什么過錯。說到底，自古以來，只要國家有了這種危難（至少當時人認為，山東丟給了日本，中國也就亡了。他們當時忘記了，山東在日本人手里，已經(jīng)有好幾年了），學生都會這樣做的�！拔逅摹比说陌駱�，就是北宋末年起來抗爭的太學生，這些太學生的領(lǐng)袖陳東，經(jīng)常被“五四”青年在游行的時候抬出來自況。他們的精神，古代時稱之為什么，實在不好說，而在“五四”時期和現(xiàn)在，人們稱之為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個有魅力的東西，不僅軍閥的政爭，誰占了民族主義的制高點誰就勝利，就連后來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推行共產(chǎn)主義革命，民族主義也是契機和動力。盡管在歐洲，共產(chǎn)主義者是沒有祖國的。可是在中國，一切都不一樣了。最終，民族主義和社會改造的結(jié)合，生出的，居然是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紅色革命。
　　當然，我的“五四”研究，也有很大的遺憾�！拔逅摹逼陂g，上海十幾萬工人的罷工，我明知道不是由學生鼓動的。而且，我還看到許多學生勸說工人不要罷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響在滬的西方人生活的電車、電話、電報以及鐵路工人的罷工，是學生特別不希望的。A雖然，五四運動發(fā)生的時候，上海的幫會正在分化整合過程中，但是上海的工人，卻基本上很少有不在幫的。上海的工人有地域之分，有層次之分，但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在幫，雖然分屬各個不同的幫會，但不在幫就很難立足。
　　事實上，“五四”之后，中共開展工人運動，還是得借助幫會的幫助，否則工作就難以開展。我也在“五四”期間籌備工會的露臉名單上，看到了諸如聞蘭亭、盧達夫、劉聘卿這樣的知名幫會中人的名字。也在后來的中華工業(yè)協(xié)會、中華工會這些“工人團體”中發(fā)現(xiàn)后來露臉的何長發(fā)、王小福以及陸蘭亭、楊金榮、汪根生、李桂標這樣一些幫會中人的名字。但是，我沒有證據(jù)證明，這些名字相同的人就是幫會里同姓名的人。盡管看上去近在咫尺，但就是差那么一點。
　　五四運動的健將之一，當時的北大學生張國燾，后來回憶說，當年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在上海，跟這些工人團體有過接觸。其中我提到的中華工業(yè)協(xié)會，他還在里面做過短時間的總干事。他說，這個協(xié)會號稱有過萬會員�！翱墒墙�(jīng)我實地調(diào)查，所謂會員也不過是僅僅見諸名冊而已。實際上只是這個工廠有幾個人，那個工廠有幾個人，多數(shù)的會員甚至不知道是屬于哪個工廠的；也有很多會員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頭因同幫的關(guān)系介紹參加進來的�！�
　　如果這些大名頭的工人組織，是幫會辦的，那么，這些組織應(yīng)該只是些招幌，真正組織動員工人的機制是什么？幫會在罷工中是怎樣工作的？海外漢學著作《上海罷工》中，提到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上海好些罷工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背后的組織者，也是杜月笙。那么，當初“五四”的罷工，是不是就是此后一系列罷工的預(yù)演？
　　我也知道，幫會盡管屬于第三社會，但卻一直熱衷于洗白自己。不僅在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方面洗，在政治上也洗。在歷次涉及民族大義的場合，一向都有不錯的表現(xiàn)�！拔逅摹敝�后的五卅運動，“一?二八”抗戰(zhàn)，以及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淞滬抗戰(zhàn)，無役不從。曹汝霖自己回憶，在“五四”之后，他去上海，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這青幫三巨頭見了他，竟把他帶來的警衛(wèi)的四支好槍給吞了。A可見有意刁難。在幫會請人寫的《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中，開首就是“洪門發(fā)揚民族精神歌”。B幫會這樣做，肯定有他們的強大的動機。畢竟，在中國的歷史上，唯有民國時期，幫會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而且也憑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政治舞臺。只是登上政治舞臺的幫會，還是有黑社會的背景，干點露臉的好事，尤其是爭民族大義的好事，對他們有極大的加持作用。
　　不管怎么說，幫會跟“五四”上海罷工的關(guān)系，我沒有弄清楚，很遺憾。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問題，希望以后的年輕學人們，會有興趣做這個題目。
　　寫“五四”跟我此前若干所謂的學術(shù)專著一樣，我都是希望寫成一個散文體的東西。歷史研究不比別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價值。即使沒有這樣的追求，讓現(xiàn)在的我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寫一些特別學術(shù)的文字，如果沒有人拿槍逼著，我肯定是不干的。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沒有按學界的慣例，先來學術(shù)史爬梳，再寫研究思路，然后再理論預(yù)設(shè)。我就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寫下來了，說完這件說那件，雖然里面有個線索和脈絡(luò)，但外表看，就是一件一件的事。
　　為了跟我以往的歷史文化隨筆相區(qū)別，我加了注釋，以示言有所本。其實，我的隨筆也一樣言有所本，斷沒有這個膽量胡說亂道。但是，我只是個學界的小人物，寫隨筆，隨便一點也就罷了，這本書從開始我就是按學術(shù)書來寫的，所以，非加注釋不可。說白了，就是讓注釋給我做個證明，說明我沒有亂說。我也知道，這樣寫，也許兩面不討好，學界認為我胡鬧，而一般的閱讀界又覺得過于啰唆。但以我現(xiàn)在的心境，也只能這樣了。知我罪我，大家自便。
　　只是，寫完這本小書之后，我得到了一個教訓(xùn)，或者說經(jīng)驗，千萬不要認為什么領(lǐng)域已經(jīng)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歷史更是如此。我們趕上這樣一個時代，即使是學者，大家都喜歡做前人做過的事情，在前人的題目下，添加一點東西。因此，留下的大塊空地，在哪個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魚沒有，小魚還是會有的。下工夫撈，總能撈到點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