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語言在20世紀初經歷了一場“脫胎換骨”的變化，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在從“五四”至今近一百年的時間中（1917-2015），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經歷了發(fā)生、發(fā)展和走向相對成熟的完整過程。這個過程自成系統(tǒng)，顯示了獨特的規(guī)律；同時，中國作為世界大后發(fā)現代性國家，其文學語言轉型也值得深入研究�！吨袊F代文學語言的發(fā)生與流變》嘗試將中國現代文學語言作為一個整體，探討它的發(fā)生、發(fā)展與走向相對成熟的過程。中國現代文學走到今天是多種選擇的結果，因而也顯示了獨特面貌�！吨袊F代文學語言的發(fā)生與流變》擬將時代變革與作家個人的探索結合起來，力求回答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經過百年演變，何以呈現當今面貌的問題。
2013年江蘇師范大學文庫即將問世，校社科處的同志建議以原序為基礎略做修改，我欣然同意。文庫雖三年，但她作為江蘇師大學術的創(chuàng)新之聲，已名播于世。任何真正的創(chuàng)新學術都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文明的活的靈魂。大學是傳承文明、創(chuàng)新思想、引領社會的文化先鋒，江蘇師大更肩負著培育大批“學高身正”的師德精英的重責，因此，植根于逾兩千年悠久歷史的兩漢文化沃土，在全球化思想撞擊、文明對話的語境中，與科學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時代同行，我們的人文學科應當是高端的，我們的學者應當是優(yōu)秀的，我們的學術視閾應當是先鋒的，我們的研究成果應當是創(chuàng)新的。作為這一切綜合結果的文化表達，本書庫每年擇精品力作數種而成集出版，更應當具有獨特的學術風格和高雅的學術品位，有用理論穿透時代、思想表達人生的大境界和大情懷。
我真誠地希望本書庫能夠成為江蘇師大底蘊深厚、學養(yǎng)深沉的人文傳統(tǒng)的學術象征。江蘇師大是蘇北大地上第一所本科大學，文理兼容，猶文見長。學校1956年創(chuàng)始于江蘇無錫，1958年遷址徐州，1959年招收本科生，為蘇北大地最高學府。60年代初，全國高校布局調整，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指示：“徐州地區(qū)地域遼闊，要有大學。”學校不僅因此得以保留，而且以此為強大的精神動力得到迅速發(fā)展。在50多年辦學歷史上，學校人才輩出，群星燦爛，先后涌現出著名的漢語言學家廖序東教授，著名詩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吳奔星教授，戲劇家、中國古代文學史家王進珊教授，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專家吳汝煜教授，教育家劉百川教授，心理學家張煥庭教授，歷史學家臧云浦教授等一批國內外知名人文學者。50多年來，全校師生秉承先輩們創(chuàng)立的“崇德厚學、勵志敏行”的校訓，發(fā)揚“厚重篤實，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校園精神，經過不懈努力，江蘇師大成為省重點建設的高水平大學。2012年，經過教育部批準，學校更名并開啟了江蘇師范大學的新征程。作為全國首批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全國首批有資格接收外國留學生的高校，目前有87個本科專業(yè)，覆蓋十大學科門類。有26個一級學科碩士點和150多個二級學科碩士點，并具有教育、體育、對外漢語、翻譯等5個專業(yè)學位授予權和以同等學力申請碩士學位授予權，以優(yōu)異建設水平通過江蘇省博士學位立項建設單位驗收。學校擁有一期4個省優(yōu)勢學科和9個重點學科。語言研究所、淮海發(fā)展研究院、漢文化研究院等成為省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以文化創(chuàng)意為特色的省級大學科技園通過省級驗收并積極申報國家大學科技園；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重點項目在內的一批國家級項目數量大幅度增長，獲得教育部和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多項。擁有院士、長江學者、千人計劃、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等一批高端人才。現有在校研究生近3000人，普通全日制本科生26000余人。學校與美國、英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俄羅斯、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20余所高校建立了校際友好合作關系，以舉辦國際課程實驗班和互認學分等方式開展中外合作辦學，接收17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留學生來校學習。學校在美國、澳大利亞建立了兩個孔子學院。半個世紀以來，學校已向社會輸送了十萬余名畢業(yè)生，一大批做出突出成就的江蘇師范大學校友活躍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今日江蘇師大呈現人文學科、社會學科交相輝映，基礎研究、文化產業(yè)雙向繁榮的良好格局。扎根于這一文化沃土，本著推出理論精品、塑造學術品牌的精神，文庫將在多層次、多向度上集中表現和反映學校的人文精神與學術成就，展示師大學者風采。本書庫的宗旨之一：既是我校學者研究成果自然表達的平臺，更是讀者理解我校學科和學術狀況的一個重要窗口。
張衛(wèi)中，文學博士。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語言研究。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2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1項。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100多篇，出版專著5部。
引言
第一編 現代文學語言的發(fā)生與流變
第一章 “五四”作家語言的轉型與現代文學語言的發(fā)生
第一節(jié) 魯迅等作家語言的轉型
第二節(jié) 郁達夫等作家的語言轉型
第三節(jié) 葉圣陶等作家的語言轉型
第二章 20世紀30年代中國作家的語言探索及意義
第一節(jié) 語言自身的建設
第二節(jié) 新文學的擴展與語言的跟進
第三節(jié) 大眾語運動與新式白話的推廣
第三章 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qū)文學語言的變革及意義
第一節(jié) 新的時代導向
第二節(jié) 作家生活與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的改變
第三節(jié) 解放區(qū)本土作家的崛起
第四節(jié) 變革的意義
第四章 中國現代文學的方言問題
第一節(jié) 中國早期語言變革中的方言問題
第二節(jié) 新文學的方言理論與策略
第三節(jié) 新文學作家的方言實踐
第二編 新中國成立后30年文學語言的流變
第一章 當代“工農兵”作家語言論
第一節(jié) 早期教育與身份認同
第二節(jié) 語言政策的引領與導向
第三節(jié) 當代工農兵作家的語言形態(tài)
第二章 “十七年”作家的語言探索與創(chuàng)新
第一節(jié) 語言歐化方面的探求
第二節(jié) 語言詩化方面的探求
第三節(jié) 口語化方面的探求
第三章 “文革”小說語言的特點
第一節(jié) 文學語言的政治化
第二節(jié) 文學語言的模式化
第三節(jié) 刻板與規(guī)范并存
第四章 “十七年”小說的方言問題
第一節(jié) 新的語境與新的策略
第二節(jié) 方言使用的新特點
第三編 新時期文學語言的流變
第一章 新時期中國小說語言流變論
第一節(jié) 艱難的起步
第二節(jié) 在借鑒中創(chuàng)新
第三節(jié) 轉型與提高
第二章 新時期作家的代際差異與語言差異
第一節(jié) 文學觀的差異與語言差異
第二節(jié) 語言傳統(tǒng)的傳承與語言差異
第三節(jié) 文化背景與語言差異
第三章 新時期小說“新詩性”語言的建構
第一節(jié) 語言轉型與詩性功能的重建
第二節(jié) 新時期文學現代漢語詩性的自覺
第三節(jié) 新時期作家對詩性語言的探討
第四章 新世紀中國小說語言論
第一節(jié) 民間語言的使用
第二節(jié) 語言的詩化實驗
結語
附錄 關于趙樹理語言研究的審美反思
參考文獻
《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發(fā)生與流變》：
但是這套注音方案公布不久，就發(fā)生了“京（音）國（音）”之爭。當時南京高等師范英文科主任張士一在《國語統(tǒng)一問題》一文中批評了用雜合的方式統(tǒng)一國音的主張，他提出應該選取一個地區(qū)人群的口語為標準，推廣至全國，他認為最適合作為“國語”標準的，就是“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語。”①后來，許多人參與了這場討論。經過五年的討論，最后，以北京話作為基準的觀點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達成共識，在1926年召開的“全國國語運動大會”上得到確認。這個會議的《宣言》指出：“（國語）這種公共的語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語言中的一種；……還得采用現代社會的一種方言，就是北平的方言……北平的方言就是用以統(tǒng)一全國的標準國語。”②
20世紀語言變革中，國語運動本來應當取得更大成績；切音運動開始之初，許多改革者也曾對這場改革寄予厚望，因為在當時看來，中國文字的主要問題就是言文分離，而他們正是要用拼音的方式改變這種狀況。按照樂觀的想法，中國文字實現拼音化，這個問題就解決了，費力不多，但功莫大焉。然而，在實踐中卻遭遇方言的阻擊。因為中國方言眾多，漢語書面語一直承擔著跨方言交流的任務，中國要在短時間內完全采取拼音文字，同時又保證語言的統(tǒng)一，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別是在近現代中國人急于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關口，讓各種方言都擁有自己的拼音文字，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如當時許多人已經指出的，維護一個國家的統(tǒng)一，語言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國各種方言彼此差異很大的情況下，語言的統(tǒng)一幾乎全靠書面語維持，因此，任何一種新的書面語都必須具有超方言的功能，而開始被寄予厚望的拼音文字恰恰不具有這樣的特點。其實早在晚清關于拼音化的討論中就已經有人“把包括官話字母在內的切音字皆視為統(tǒng)一國語的障礙�！雹贂r任四川總督的趙爾巽就曾指出：中國“幸而為文字統(tǒng)一之國。若因語言不同，而用拼音以另成一種文字，則既足為漢文之障礙，而所謂官話者又不足以通行，其流弊可知矣。”②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國語運動”在演變中呈現了不斷走下坡路的過程：切音運動開始之初，改革者自信滿滿地推出和實施了各種拼音方案，也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例如王照的“官話字母”因獲袁世凱的支持，曾被列入師范和小學的課程，“于是‘官話字母’傳遍十三省。”③但是庚子之后，國語運動的重心在從“言文一致”轉向“國語統(tǒng)一”，其勢頭很快就削減大半，其意義也被大大地削弱了：因為在“言文一致”的追求中，“國語運動”的目標是創(chuàng)制一種新的文字，而后來的“國語統(tǒng)一”則僅僅是為統(tǒng)一“國音”做一些準備，如果說前者是一個事關民族歷史走向的大事，那么后者就只是一個輔助性的技術工作，其意義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語。國語運動轉向之后，早期改革者興致勃勃創(chuàng)制的拼音文字被剝奪了作為“字”的資格，僅僅成為注音字母。
中國近現代史上另一次語言變革運動，即“五四”白話文運動則要幸運得多，它與國語運動的命運似乎正好形成了對比：國語運動參加的人數眾多，歷史綿長，在推行過程中曾獲得晚清、民國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官方出面數次舉辦大型會議，很多名人介入其中，但是最終取得的成果并不顯著。而“五四”白話文運動似乎只是胡適、陳獨秀登高一呼，很快就響應者云集，也很快就成為中國書面語改革的主要方向；漢語書面語在較短的時間里就實現了從文言到白話的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漢語書面語的走向。
“五四”白話文運動之所以能夠“輕易”地在競爭中勝出，取得語言變革的“頭功”，最重要原因是它在語言變革上選擇了一條“妥協(xié)”的路徑。在語言變革的原則上，白話文運動的態(tài)度是保守的，它不是嘗試“文字”的改換，而是著力于“語體”改革，它繞過文字改革這個“難啃的骨頭”，通過變文言為白話，解決當時漢語面臨的急迫問題，這種方略部分革除了漢語書面語的缺點，卻保留了其優(yōu)點，收取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
書單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