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學年鑒(2015)》基本構(gòu)架主要由三個部分(三編)組成:一編,湘學研究報告,概述2015年度湘學研究的相關重要研究成果,分為湘學內(nèi)涵與源流研究、湘學思想研究(上)、湘學思想研究(下)、湘學歷史文化研究、湘學文學與藝術研究、湘學重要人物研究、湘學宗教與民俗研究、湘學史志文獻研究以及湘學與當代湖南及中國發(fā)展研究九個部分。第二編,湘學研究成果選載,分為特載(湖南省湘學研究院湘學專版)、湘學研究成果選載(重要的湘學專題研究文章)、湘學重要人物研究選載(2015年重大紀念周年湘學人物:胡耀邦、蔡和森、劉大年)。選載論文以尊重原文為原則,基本不作改動和調(diào)整。第三編,附錄,包括湘學研究機構(gòu)選介、湘學研究紀事、湘學研究院紀事、湘學研究著作和論文目錄索引。
第一編 湘學研究報告
一 湘學內(nèi)涵與源流研究
(一)湘學內(nèi)涵研究
(二)湘學源流研究
(三)湘學近代轉(zhuǎn)型研究
二 湘學思想研究(上)
(一)湘學政治思想研究
(二)湘學經(jīng)濟思想研究
(三)湘學軍事與外交思想研究
三 湘學思想研究(下)
(一)湘學哲學思想研究
(二)湘學學術思想研究
(三)湘學精神品格研究
四 湘學歷史文化研究
(一)湖湘文化研究
(二)湖湘學派研究
(三)湖湘書院文化研究
五 湘學文學與藝術研究
(一)湘學文學研究
(二)湖湘音樂、戲曲藝術研究
(三)湖湘書法藝術研究
六 湘學重要人物研究
(一)湘學人物生平研究
(二)湘學人物事功研究
(三)湘學人物交往、比較研究
七 湘學宗教與民俗研究
(一)湘學宗教研究
(二)湘學民俗研究
八 湘學史志文獻研究
(一)湘學史志研究
(二)湘學文獻研究
(三)湘學研究概述
九 湘學與當代湖南及中國發(fā)展研究
(一)湘學與當代湖南發(fā)展研究
(二)湘學與當代中國發(fā)展研究
第二編 湘學研究成果選載
一 特載
挖掘湘學傳統(tǒng)法治思想服務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王船山的法治思想及其啟示意義
魏源的法治思想與時代價值
謝覺哉關于領導干部楷模作用與社會主義
法治建設關系的思想
挖掘湘學傳統(tǒng)中的法治因子
二 湘學論文選載
湘學學統(tǒng)與學術旨趣
文化沖突與湘學的近代轉(zhuǎn)型
擔當:湖湘文化的血脈靈魂——就湖南精神特質(zhì)對話省社科院院長、湘學研究院院長劉建武
三 人物研究選載
胡耀邦在撥亂反正中的歷史貢獻
“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胡耀邦清正特質(zhì)的文化之源
蔡和森對早期中共黨史研究的貢獻
一個革命家庭的世紀追求
學會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紀念劉大年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立個框架——劉大年先生對史學理論建設的貢獻
第三編 附錄
一 湘學研究機構(gòu)選介
(一)湖南師范大學湘學研究基地
(二)湖南文理學院湘學研究基地
(三)湖南城市學院湘學研究基地
(四)湘商文化院湘學研究基地
二 湘學研究紀事
三 湘學研究院紀事
四 論著目錄索引
(一)湘學研究著作目錄索引
(二)湘學研究論文目錄索引
《湘學年鑒(2015)》:
1.湘學軍事思想
近代以來,從湘軍的崛起到辛亥革命,從國民革命到抗日戰(zhàn)爭,湖湘軍事人才輩出,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有著豐富的軍事思想及軍事實踐經(jīng)驗。但2015年關于湘學軍事思想研究的成果不多,主要是對湘軍將領曾國藩、左宗棠的軍事思想有所涉及,對蔡鍔、任弼時的軍事思想的某一方面有所研究,缺乏對賀龍、羅榮桓軍事思想方面的研究,而成功相對較為豐富的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有40多篇相關文章。
宮玉振分析了曾國藩建設湘軍的思想及實踐。曾國藩以編練湘軍起家,書生治國,其軍事思想內(nèi)涵極豐確有過人之處。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主張軍政分理各負其責。他治軍以嚴明軍紀為先,同時著重培養(yǎng)“合氣”,將士同心,他認為“將軍有死心,士卒無生之氣”。曾國藩用共同信仰凝聚人,合理制度規(guī)范人,高尚人格感化人,共享利益激勵人,寬廣胸懷容納人。
左宗棠具有豐富的軍事思想及實踐。清同治年間陜甘回民起事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將左宗棠調(diào)任陜甘總督,處理西事。此后左宗棠實行先“捻”后“回”、先秦后隴的因應策略,在鎮(zhèn)壓捻軍后,同治七年(1868)年底進入陜西處理陜甘動亂,先后攻克董志塬、金積堡、河州、西寧、肅州,總計歷時5年平定了陜甘回民起事。陜甘總督左宗棠先對起事回民進行軍事鎮(zhèn)壓,后從回漢隔離分居、振興經(jīng)濟、興教勸學三個方面進行善后治理。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西北邊城伊犁被俄國竊據(jù),東南寶島臺灣被日本侵占,面對東南沿海和西北邊防危機,清朝政府引發(fā)了以李鴻章與左宗棠為代表的近代“海防”與“海防塞防”并重之爭,這場大辯論對近代中國邊疆治理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19世紀70年代,西北邊城伊犁被俄國竊據(jù)已有10多個春秋,東南的寶島臺灣也被日本侵占,我國西北邊疆和東南海疆同時面臨邊防危機。塞防與海防孰輕孰重,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意見不一:直隸總督李鴻章主張撤塞防而專重海防為片面海防論;湖南巡撫王文韶主張“以全力注重西征”,為片面塞防論;左宗棠則認為:“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左宗棠對李鴻章之主張予以駁斥。他說雖然作為邊陲之地,新疆一直靠內(nèi)地省份幫助,但在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方面,新疆責任重大。1875年,針對李鴻章之海防論,他提出自己的主張:第一,新疆必須收復;第二,國家領土“尺寸不可讓人”是左宗棠塞防思想的一個基本原則;第三,烏魯木齊不收復,新疆無總要可扼;第四,當前形勢,西方國家不至在沿海挑起戰(zhàn)爭,而關外賊氛極熾,收復新疆有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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