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的歐洲 “一帶一路”與歐洲中歐“一帶一路”合作的動力、現狀與前景
　　中歐“一帶一路”合作的動力、現狀與前景
　　馮仲平黃靜馮仲平，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黃靜，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助理研究員。
　　自習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倡議后，“一帶一路”日益成為激發(fā)中國外交創(chuàng)造力、拓展中外合作深度和廣度的概念。此概念最早提出時針對的主要是中亞與東盟國家，但歐洲已然是“一帶一路”重要參與方。2015年3月中國政府出臺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綱領性文件將歐洲作為“一帶一路”的“一頭”看待，指出：“‘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fā)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fā)展?jié)摿�巨大�！薄锻苿庸步ńz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國商務部網站，2015年3月28日，（上網時間：2015年8月20日）以“一帶一路”的規(guī)模，如無歐洲實質參與，絕難功畢；而一旦中歐合作，以二者體量，又必定具全球影響。本文擬對中歐“一帶一路”合作的動力、現狀、前景進行探討。
　　一、從“一帶一路”本質看中歐合作動力
　　“一帶一路”并非自由貿易區(qū)，并非勢力范圍，并非地區(qū)一體化，也與常見的地區(qū)間主義大相異趣。其本質特性與內涵為中歐提供了新的強大的合作空間。
　　第一，“一帶一路”是一個包含了國際維度的中國的區(qū)域協調發(fā)展戰(zhàn)略。在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一帶一路”與京津冀協同發(fā)展、長江經濟帶并提�！耙粠б宦贰苯ㄔO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張高麗在2015年3月指出，要“完善區(qū)域發(fā)展政策措施，繼續(xù)實施西部開發(fā)、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qū)域發(fā)展總體戰(zhàn)略，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fā)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zhàn)略，形成相互銜接、互為支撐、東中西聯動的區(qū)域發(fā)展新格局”�！皬埜啕悾阂�領新常態(tài)開創(chuàng)新局面——在第十六屆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3月23日2版。2015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的《“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也在談“拓展區(qū)域發(fā)展空間”時提及“一帶一路”�！爸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三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2015年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新華社北京2015年11月3日電。由此可見，“一帶一路”是中國的一個區(qū)域發(fā)展政策、一個空間規(guī)劃任務；是中國試圖平衡境內各區(qū)域發(fā)展的產物，也是中國試圖統(tǒng)籌協調境內外發(fā)展的產物。有學者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本質是中國區(qū)域協調發(fā)展戰(zhàn)略的“4��0版本”，其空間尺度囊括國家和跨國區(qū)域，不再是一個局部的聯系通道，而是一個將中國與世界融為一體的大戰(zhàn)略。以前的區(qū)域協調發(fā)展戰(zhàn)略僅著眼于國內的協調，“一帶一路”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經濟活動的空間布局范圍，拓寬了中國經濟活動的回旋余地。張可云、蔡之兵：“全球化4��0、區(qū)域協調發(fā)展4��0、與工業(yè)4��0——‘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背景、內在本質與關鍵動力”,《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5月，第89頁。
　　“一帶一路”倡議的背后，是全球經濟空間的變化。隨著制造業(yè)重心從發(fā)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各大陸腹地陸續(xù)卷入世界經濟增長大潮，過去處在資本主義“邊緣”的國家面臨新的發(fā)展機會。此外，3D打印、納米、機器人、“工業(yè)互聯網”等新一輪工業(yè)革命推升產業(yè)轉型升級，以及全球產業(yè)布局調整。這種動態(tài)調整顯示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活力。在當代全球化進程中，打通國界邊境、區(qū)域結盟、訂立貿易協議可視作是對空間的一種整理。歐洲一體化的不斷擴大與深化也是在全球化時代重新整合歐洲的經濟空間的一種方式。“一帶一路”也可做類似理解。但“一帶一路”所整合的空間，遠超中國之外，與“歐洲空間”及其外延已多有重合。
　　第二，“一帶一路”是一個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導的挖掘全球經濟增長潛力的工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綜觀此“五通”，政策、貿易、民心皆有成熟的渠道或機制，并非“一帶一路”所獨有；只有“設施聯通”“資金融通”確有新意�；�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yōu)先領域，中國政府已提出國際骨干通道建設、提升道路通達水平、統(tǒng)一全程運輸協調機制、能源基礎設施合作、跨境光纜等通信干線網絡建設等多項具體建議。《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而“資金通融”很大程度上是為“設施聯通”服務。新成立的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等金融機構旨在為基礎設施投資籌措資金，激發(fā)潛在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
　　中國重視“設施聯通”，固有推動基礎設施建設“走出去”的考慮，但“一帶一路”倡議之所以廣受歡迎，是因為全球都有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早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肆虐之際，中國經濟學家、時任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即呼吁出臺“新馬歇爾計劃”，通過全球基礎設施投資來打破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瓶頸，并給高收入國家的結構性改革提供空間。季桂保：“林毅夫：以‘新馬歇爾計劃’帶動全球經濟復興”，《文匯報》，2012年10月16日。2009年4月的倫敦二十國峰會討論了類似設想。
　　任何生產環(huán)節(jié)都有三種成本：人員成本、稅負和物資成本。基礎設施建設屬于物資成本。企業(yè)要想盈利，就必須盡量降低這三種成本。但就像沃勒斯坦在國際金融危機后所指出的那樣：“生產環(huán)節(jié)的三大主要成本一直在不斷攀升，現在已經逐漸接近其漸近線，以至于整個系統(tǒng)已無法通過過去五百年間曾經使用的各種有效的機制回歸平衡狀態(tài)。生產者追尋無止境的資本積累，但這條路似乎走到了盡頭�！盶[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等著，徐曦白譯：《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頁。正因如此，多國政府如能聯手投資基礎設施，將有效降低企業(yè)的“物資成本”，為全球經濟注入新的動力。但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發(fā)達國家普遍陷入困境，國際公共產品性質的基礎設施建設止步不前。因此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才得到多國響應。
　　第三，“一帶一路”是對現有國際合作模式的一個摸索性的調整�！耙粠б宦贰痹诩扔锌蚣芟聦�國際合作模式進行了大膽創(chuàng)新。中國學者對“一帶一路”的各種形容，如“多元性與開放性”李向陽：“論海上絲綢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機制”，《國際政治與經濟》，2014年第11期，第15頁�！肮采�”張艷璐：“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復合型共生關系分析”，《國際展望》，2015年第2期，第97—110頁；衣保中、張潔妍：“東北亞地區(qū)‘一帶一路’合作共生系統(tǒng)研究”，《東北亞論壇》，2015年第3期，第65—74頁。等，都是為了更好地解釋這個新事物。首先，“一帶一路”的走向和邊界達到了驚人的開放度。在媒體報道中，“一帶一路”涵蓋的國家數目有相當大的出入，從20幾個到70幾個不等�！耙粠б宦贰备σ煌瞥鰰r，一般人認為歐洲中只有歐陸東南緣為“一帶一路”所覆蓋，但2015年10月習近平訪問英國期間，英國將其北方工業(yè)振興計劃與“一帶一路”對接，大大延展了“一帶一路”的范圍。其次，“一帶一路”由政府搭臺，但大部分項目為市場運作。絲路基金即采用市場化運作。2014年11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準備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2014年12月29日，絲路基金有限責任公司注冊成立并開始運行，公司注冊資本為615��25億美元。絲路基金將以股權為主的市場化方式運作，投資基礎設施、資源開發(fā)、產業(yè)合作、金融合作等�！耙粠б宦贰币膊话l(fā)布項目清單，企業(yè)需獨立評估風險。孫韶華、方燁：“多地‘一帶一路’對接方案成形”，《經濟參考報》，2015年4月29日。最后，中國政府雖然提出“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但并未預設任何標準。這與以法律和規(guī)范結合在一起的歐盟迥然不同，與美歐主導的很多國際組織以及自貿協定也大相異趣。
　　這樣的一個事物將在多大程度上對現有國際秩序造成沖擊，并不明確。但不可否認的是，現有國際秩序之不足已十分明顯：被寄予全球治理厚望的二十國集團“虎頭蛇尾”，不孚眾望；世界貿易組織的多哈回合談判長期陷入僵局，各種雙邊和多邊貿易協定重新興起；中東北非持續(xù)動蕩，多個國家?guī)捉�崩解；俄歐中間地帶陷入持久低烈度沖突；亞洲的地區(qū)秩序正在重組。從更深刻的時代潮流看，全球化下，地域的功能與其實際邊界越來越不一致。地區(qū)不再由物理或文化邊界來劃分，而是根據各種功能沖突來劃分。�泵褡鍑�家僅是治理結構的其中一種，各個領域的全球治理、地區(qū)治理機制交叉重疊，形成錯綜復雜的治理網絡。在這種情況下，世界需要新的、更有效率的、更符合時代潮流的秩序安排，至少是對既有秩序進行創(chuàng)新性修補�！耙粠б宦贰蹦撤N程度上正是這樣一種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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