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前言 
　　“坐牛”（Sitting Bull）這個名字會讓人聯(lián)想到許多畫面：　1876年在小比格霍恩（Little Big Horn）帶領蘇族和夏延族聯(lián)盟橫掃卡斯特（Custer）的強悍戰(zhàn)士；威廉·比爾·科迪（William Bill Cody）的狂野西部秀（Wild West Show）中頑強、高尚的野蠻人；1890年由于拒捕而被射殺的“最后一個食古不化的印第安騷亂分子”。 
　　但所有這些有關坐牛的印象都是由瓦死仇（wasicun）——印第安人對白人侵略者的稱呼——勾畫出來的。 
　　然而加里·C．安德森卻從坐牛的角度來講述他的故事。安德森展示了小坐牛在洪克帕帕部族的特權家庭中、在位高權重的父親和兩個叔叔的羽翼下的成長經(jīng)歷。這個男孩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挑戰(zhàn)和考驗，加入了各種男性團體和部落組織。他兌現(xiàn)了自己早年許下的承諾。第一次參加盜馬偷襲的戰(zhàn)役時，年僅14歲的坐牛一馬當先，用自己的短柄小斧將一個克勞族騎士打翻在地。英勇的坐牛在男性組織、部落議事會及其他各種蘇人組織中逐漸獲得了更多的權力。他也擅長與拉克塔女神靈力·坦卡（Wakantanka）進行交流。坐牛對瓦死仇始終保持著堅決的敵對立場。19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之間，隨著蘇人與瓦死仇關系的惡化，坐牛獲得了更大的聲望和影響力。 
　　安德森巧妙地運用人類學材料，成功地還原了一些坐牛的歷史原貌，但這是人類學，因為很少會有課本提及這些。安德森從多個方面論證了他的課題。安德森解釋道，這個過程其實從他的孩提時代就已經(jīng)開始了。他的母親在北達科他州法戈市（Fargo, North Dakota）從事印第安孤兒領養(yǎng)的社會工作。安德森跟著他的母親去過附近的幾個印第安保留地，與印第安孩子們一起玩耍，了解他們的觀念以及他們的“幽默感和對家人朋友的忠誠”。 
　　安德森成功地抹去了坐牛身上的傳奇性。“坐牛是一個真真實實的人，”安德森堅持道，“他的勇敢超乎想象，畢生都致力于保衛(wèi)人民和民族獨立的事業(yè)。”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把坐牛的故事放在“美國人物傳記圖書館”系列叢書中有些怪異。也許，坐牛也不愿意與自己痛恨的白人歸并在一起。他從沒喜歡過聯(lián)邦政府和瓦死仇的生活方式。 
　　但是，從印第安人的角度出發(fā)，坐牛的確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堅定地維護著本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耙苍S這能給我們上一課�！卑驳律瓕懙�。他強調坐牛和他的追隨者們十分維護自己的部族；甚至到了今天，他們也更關心自己的親人朋友，而不是民主和投票�！叭绻�這是印第安人民在美國的真實生活狀態(tài)，”安德森問道，“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伊拉克人民會在短短幾年內就能擁抱民主了呢？” 
　　馬克·C．卡恩斯（Mark C. Carnes） 
　　作者前言 
　　我們都知道，歷史是由不同的人物構成的。人物傳記提供了編年史和統(tǒng)計數(shù)字所不具備的生動和暢快。但是為什么要寫坐牛的人物傳記呢？他只是一個生活在19世紀的拉克塔印第安人，他來自少數(shù)民族，從來沒有對美國的主流文化產(chǎn)生過巨大的影響。他沒寫過具有重要意義的書籍，也沒有做出新的科學發(fā)現(xiàn)。他身后沒有任何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慈善組織。實際上，他死的時候家徒四壁。而他所堅持的大多數(shù)觀點都和美國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馳。 
　　我們之所以要研究坐牛，是因為他的生平會迫使我們反思美國主流文化的意義和訴求。這讓我們更批判地看待文化和政治中的榜樣人物。他也讓我們自省自身社會中明顯存在的文化帝國主義現(xiàn)象，因為美國時常犧牲文化多元性以獲得文化一致性。對于我們這樣的年輕民族，拒絕多元化的事情一定會發(fā)生，但必須指出的是，這樣的文化趨同性直接導致了我們民族中部分群體的生存困難，而他們常常會被歷史書輕易忽略。 
　　事實上，坐牛也許就是一個許多美國人選擇忘記的對象。他拒絕任何主流文化看起來有價值的事物。他生存在一個公有制的社會里，一個資本主義產(chǎn)生之前的社會里。那里，人們不為自己的利益勞動，而是為部族和部落的集體利益而工作。每當考驗來臨時，坐牛都會與神明交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靈力·坦卡。靈力·坦卡從沒有可供祈禱祭祀的大理石圣廟，但坐牛卻能輕易地在山頂上與她進行溝通交流。當美國人抵達這片新土地時，坐牛開始保衛(wèi)他的信仰和人民。除卻最初的成功——尤其是打敗了喬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坐牛的保衛(wèi)行動最終讓他付出了生命。坐牛死于1890年。他死后，只有一小部分追隨者仍然視其為英雄，這當然是美國的保留地文化同化政策的力量。雖然一些美國記者在坐牛身上看到了高貴的東西，但他們依然把他視為與時代不相宜的人——一個對于19世紀的美國來說，實在太過落后的原始人。 
　　但是每一代人都會一次又一次地重寫那段歷史，我們對坐牛的理解也被一次又一次地修訂。第一個正式向人們介紹坐牛的記者是哈梅林·加蘭（Hamlin Garland），他創(chuàng)作的美國邊境生活的小說很有名，比如1899年出版的《重生的狼——鬼舞》（Rising Wolf — Ghost Dancer）和1902年出版的《坐牛的反抗》（Sitting Bull�餾 Defiance），他將坐牛描繪成一個即將成為歷史的“高貴的野蠻人”。也許是為了回應加蘭，坐牛所在的保留地的印第安事務官員威廉·麥克勞林（William McLaughlin）在1901年出版了《我的印第安朋友》（My Friend the Indian）。盡管他的作品以自傳為主，但他對于他的對手坐牛還是不吝言辭。他把坐牛描述為一個“粗野、愚蠢、完全沒有領導力的人”。實際上，麥克勞林筆下的坐牛是一個沒有任何資格享有“高貴的野蠻人”這個榮譽的懦夫。 
　　鑒于這些明顯有失公允的描述，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俄克拉何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的沃爾特·斯坦利·坎貝爾（Walter Stanley Campbell）教授打算撰寫第一本關于坐牛的學術性傳記。他的作品《坐牛，蘇族的戰(zhàn)士》（Sitting Bull, Champion of the Sioux）收集了坐牛的親朋好友的口述歷史資料，其中包括坐牛的兩個重要的侄子白牛（White Bull）和獨牛（One Bull）的敘述�？藏悹柕臅�比麥克勞林的描述精準得多，并且對蘇人宗教和社會充滿了同情，但太具文學性。只有閱讀過許多相關的歷史性文件的讀者才能透徹地理解坎貝爾的書，這很令人感到遺憾。此外，坎貝爾的作品有點像英雄崇拜，因為他引用了太多獨牛和白牛的描述。他們倆在1932年本書面世的時候都與坎貝爾結成了親戚。 
　　之后的作品都深受坎貝爾的影響。羅伯特·M．厄特利（Robert M. Utley）于1993年出版的《矛與盾：　坐牛的時代》（The Lance and the Shield：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tting Bull）寫得十分出色。與坎貝爾相同的是，厄特利筆下的坐牛也是蘇人中的英雄。然而，厄特利并沒能回答一些重要的問題。對拉科塔人而言，一個英雄的意義是什么？拉科塔領導力是如何發(fā)展的？作為個人，坐牛是如何在一個黨派主義嚴重的部落社會里獲得影響力的？此外，坐牛的權力道路是與一系列巨大的變化聯(lián)系在一起的。美國人的入侵逐漸影響到了拉科塔人的生存，而蘇人與美國政府的關系正是在不斷的沖突中形成的。為了應對美國人的威脅，拉科塔人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結構？而這又如何影響了坐牛作為政治領袖的地位？ 
　　毫無疑問，在美國人入侵的威脅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拉科塔人也越來越傾向于中央集權。這樣的變化給予了紅云（Red Cloud）、瘋馬（Crazy Horse）和坐牛這些敢作敢為的領導更多的機會。但是這種變化是一點一點產(chǎn)生的。從19世紀50年代在俄勒岡小道（Oregon Trail）上與美國部隊發(fā)生沖突開始，一直到保留地時代早期，不論是簽署條約獲得土地，還是直接入侵蘇人的領地、盜取資源、消滅蘇人賴以生存的獵物，每一次，美國人對蘇人的態(tài)度都比以往更加強硬。更強硬、更集中的領導是這種斗爭的自然產(chǎn)物，而拉科塔社會中的各種組織機構也提供了這樣的領導機會。 
　　諷刺的是，每當拉科塔人需要更高的權威、更果斷的行動以拯救民族于危難的時候，保留地的誘惑和免費的食物便會吸引更多的拉科塔人，逐漸導致黨派之爭，而這一分裂標志著保留地時代的到來，并最終導致了這個獨立民族的徹底瓦解。這就是拉科塔領導人所面臨的根本矛盾——坐牛和他的追隨者們愈是想團結和定義拉科塔人，他們與美國人所提供的生活的差別就愈大，拉科塔領導人所面臨的分裂和腐敗也就愈嚴重。對于拉科塔人而言，他們會發(fā)現(xiàn)，盡管他們亟須反抗美國人的入侵以生存下去，但是一個部落社會很難產(chǎn)生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 
　　盡管存在挫折，坐牛卻一直堅持著，有時還會獲得一些成功。美國人采用同化政策或者民族趨同政策，把消滅這個民族和他們的自我認同作為目標。坐牛則成了反對美國文化同化政策的標志。因此，我們有必要記住他，并且向他學習。面對壓倒性劣勢，他選擇忠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堅持自己對世界、人生和死亡的理解，他相信這一切都有利于他和他的人民。 
　　坐牛拒絕美國政府的所有要求，反對美國人所謂的“進步”。盡管許多美國人會質疑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進化論，但很少有人會質疑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早期的美國正平穩(wěn)、高速地向前發(fā)展。那些如同坐牛一樣的人，包括所有有色人種和外來文化，在這塊新大陸上都沒有任何地位。對于19世紀的美國人而言，坐牛之流只有用來展覽以滿足人們好奇心的價值，在這片標榜進步的土地上，他們就是一群尷尬的人。如果我們能從這段歷史中有所得的話，那就是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一群不合時宜的人，是因為主宰這塊土地的人群已經(jīng)失去了賦予生命本身以價值的良善。 
　　多年以來，許多朋友在有意或無意中對我撰寫坐牛的故事提供了幫助。當然，其中幫忙最多的是印第安納大學的R．戴維·埃德蒙茲（R. David Edmunds），“美國人物傳記圖書館”系列叢書中的部分圖書由他撰寫。我也要特別感謝朗文出版社的執(zhí)行總編邁克爾·博埃齊（Michael Boezi），他為獲得《坐牛》（第3版）的版權付出了不少努力。邁克爾也在這個過程中成了我的朋友。同時，我也要祝賀新的叢書編輯馬克·C．卡恩斯，他的前任很成功，他壓力不小，但他還是證明了自己是這項工作的絕佳人選。最后，感謝我多年的老朋友，來自內布拉斯加奧馬哈大學的邁克爾·泰特（Michael Tate）博士，他仔細地審閱了我的手稿，為最后的成書作出了不小的貢獻。 
　　加里·C．安德森（Gary C. Ande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