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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東：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 
定 價：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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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東 : 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內容簡介：與中東的情緣召喚周軼君回到出發(fā)的原點：土耳其、埃及、巴林、利比亞、伊朗、尼泊爾……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尼泊爾改制、伊拉克重建、阿拉伯之春、烏克蘭戰(zhàn)爭、委內瑞拉的陰影、列支敦士登公投、英國女王存廢等全球重大變革事件在書中一一展現(xiàn)。身歷16個國家，訪問135位人物后，周軼君由中東落筆，蕩至全球各大新聞熱點地區(qū)，她冒著性騷擾、歧視、甚至汽車炸彈的危險，為這個時代正在經歷的逆轉、混亂與動蕩，做了普遍描繪。她以客觀、真實、思辨的筆觸，記錄下每個人在歷史轉折中的處境、變遷中的笑聲與淚影。拉開時間的距離，每一瓢變革的滋味，冷暖自知。
本書2016年在臺灣上市，榮獲《亞洲周刊》2016年度好書。梁文道、劉瑜、《東方歷史評論》等合力推薦。內地版本增加50幅圖片，全彩印刷，真實還原這個時代所經歷的逆轉、混亂與動蕩。
周軼君為國內讀者打開一扇了解伊斯蘭世界的窗戶，她作為華人新聞界中第一線國際經驗最豐富的記者，帶來最真實的中東與世界。作者既有專業(yè)的記者視角，也有細膩的女性視角，細讀中東的過去與現(xiàn)在，以及世界上其他充滿變革的地區(qū)， 作者遍訪16個國家，與135位人物交談，寫出一百多篇采訪，講述的并非變革原理，而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由獨裁者與小市民、軍人與信徒、男人與女人述說的真實故事，展現(xiàn)了變革之中個人的喜怒哀樂。 雖寫的是中東與西歐國家，但對于作者而言，也在尋找自身問題的解答。體察不同生活、制度，均是為了重新認識自己心系的那片故園。后記中提到“我總是在別人的街頭，聯(lián)想自己的廟堂。千萬里找尋大千世界的，心里其實都裝著一個故園。”
前言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來穩(wěn)定安全、一成不變的地方，接二連三動蕩起來。驚濤怒浪、山河變色的一章，發(fā)生在2010年年末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門、利比亞、敘利亞等。然而，稍微把視線放寬些就會看到，突如其來的變革不僅限于阿拉伯國家，2009年伊朗“綠色革命”，2011年俄羅斯人抗議普京，2013年土耳其100多座城市鬧翻天、巴西數(shù)十萬人上街、烏克蘭總統(tǒng)出逃，2014年委內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爭之間，是否有共通之處？ 一 “阿拉伯之春”聲勢最大，變化最劇烈，很容易被單獨歸類，被認為要么是中東在地緣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續(xù)，要么就是石油鬧的。 誠然，中東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撕開舊沖突的瘡疤，但這一次，一種新的因素不但貫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這世界的不安分連成一片。 2011年，埃及企業(yè)主艾哈邁德舉著受傷的手臂告訴我：“這不是為了面包的斗爭，而是關于自由。”他把那場革命定義為“中產階級抗爭”。在巴林，我看見人們開著奔馳、舉著iPhone出來游行；土耳其抗議爆發(fā)前10年，人均國民收入（GNIpercapita，世界銀行資料，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翻了接近3倍，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世界第15至17位之間，超過西方一些發(fā)達國家。 這些年我走過的抗議現(xiàn)場，幾乎都能見到，不是吃不飽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經濟條件尚可的人，站出來要求更多權利。國內生產總值反映宏觀經濟，而人均收入、貨幣購買力、失業(yè)率等綜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發(fā)生前10年計，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經濟增長有起伏，但以購買力計，10年間人均收入增長40%，漲速最快的時期，恰恰發(fā)生在推翻本·阿里統(tǒng)治前3年。僅僅從資料來理解，兩國人民本該是“奔向好日子”才對。 變革發(fā)生前，突尼斯與埃及的失業(yè)率雖然常年較高（10%以上），但沒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業(yè)率自2001年以來甚至一路下降，只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影響下略微增高。也許有理由懷疑官方資料是否準確，但可以肯定的是，兩個最早發(fā)生政權更迭的阿拉伯國家，革命前沒有出現(xiàn)特別嚴重的蕭條。經濟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單獨構成抗爭的導火線。 貧困人口亦非抗議主體。2011年，當開羅城里的抗議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貧困人群聚居的墓園——看到人們猶豫旁觀，置身事外，大規(guī)模游行爆發(fā)當天，“死人城”里的一家人正籌辦女兒婚嫁，對未來所求，不過是能不能搬進城里住。 日子好過一點的人要求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利，在人類歷史上并不新鮮，18世紀法國大革命、1848年席卷歐洲的革命，乃至中國現(xiàn)代革命一開始也是由知識分子領頭，農民、工人后來才成為主體。然而，這一次全球中產興起，潮流浩蕩今非昔比，一個深刻的變化正在醞釀：接下來的十多年里，人類歷史上中產人數(shù)將第一次超過貧困人口總和。 總部設在巴黎的歐盟安全研究所發(fā)表“2030年全球趨勢”，預言全球中產階層人數(shù)將從2012年的20億，增加到2020年的32億，到2030年，更會增加到49億。整個地球村正在脫貧奔小康 二 討論這股趨勢帶來的變化之前，我們先要解決一個問題：誰是“中產階級”？字面意思是社會中間段收入的人。但各國衡量標準不同，目前為止，并不存在“中產”定義的普世標準。經濟學家們用來衡量“中產”的指標超過20個，但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 其中，最寬泛的定義是“非窮人”。世界銀行劃定的貧困線，是每天可支配收入兩美元。如果在這個標準線之上就算“中產”，那么發(fā)展中國家已經出現(xiàn)30億中產，但他們有的還沒有用上電和潔凈水。這個指標設定顯然太低了。如果以接近或超過發(fā)達國家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美元計，那么全世界只有12%的人算“中產”，這個標準又定得太高。 兩位曾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學者布蘭科·米拉諾維奇和什洛莫·伊札奇，設定的中產收入標準獲得過廣泛引用：把巴西（發(fā)展中國家代表）和意大利（發(fā)達國家代表）2000年的平均收入，定為全球中產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年收入4000—17000美元。除去貨幣購買力因素，他們定義“中產”的每日可支配收入大概在10—50美元之間。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兩名研究員烏里·達迪什和希莫什·阿里認為，無論怎么算，以收入來定義中產階級都會碰到現(xiàn)實障礙，如匯率波動、申報不準確等。他們提出了一個更加便捷直觀的算法：擁有一輛汽車的家庭，就算中產。車雖有普通豪華之分，比如在印度，一部二手汽車價格也許只要500美元，但即便如此，負擔得起一輛汽車的人，多數(shù)情況下，算得上當?shù)刂挟a。 歐盟安全研究所報告采用的中產定義，是除去購買力因素外，每天可支配收入10—100美元的人，比米拉諾維奇、伊札奇的算法上限更寬。而聯(lián)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在研究“阿拉伯中產階級”的報告中，使用“三分之一原則”：滿足基本食物、住所開支之后，剩余三分之一收入可自由支配。 計算方法五花八門，但各種統(tǒng)計都認同這樣的趨勢：全球中產階級增長之快，大大超出預料。而近年來新增中產人數(shù)，幾乎全部來自發(fā)展中國家。 以汽車數(shù)量估算中產規(guī)模的方法，存在諸多缺陷。比如，不適用于中國香港、新加坡這樣公共交通發(fā)達、私人汽車稅率極高的地方——當?shù)刂挟a未必買車。如果一個家庭擁有不止一輛車，以汽車數(shù)目代替中產人數(shù)，也會不準確。但是，過去10年間，全世界汽車擁有量增長最快的10個國家，其中9個是發(fā)展中國家，這與其他計算方法推導的中產興起趨勢驚人吻合。 三 依我所見，各地廣場上的抗爭者，未必各個都擁有汽車，也不清楚他們口袋里有沒有三分之一的閑錢。但相同的一點是，他們對信息的掌握、爭取自身權利的意識，超過了當?shù)亟y(tǒng)治者的預期。 掌握信息終究有賴一定程度的經濟收入。你需要錢來買報紙、買收音機電視機或者手機計算機，需要積攢旅費出去見世面……全球范圍內，獲取信息的經濟門檻正不斷降低，這形成了我對“變革型中產”的理解：解決了溫飽而對生活產生更多要求的人。他們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使用智能手機、互聯(lián)網(wǎng)，收看衛(wèi)星電視，甚至四處旅行。說到底，全球中產階級興 起，改變的并非只是錢包，還有頭腦。 這一輪變革，是中產浪潮與信息革命的交匯。歷史上，新技術的產生，往往首先為統(tǒng)治者所用，比如鐵的發(fā)現(xiàn)，被用來打造盔甲、制造兵器，壯大王的軍隊。20世紀前20年里，收音機、電視機、擴音器，幾乎都為掌權者服務，當時任何一場變革，都以奪取當?shù)仉娕_電視臺開場。但20世紀末期開始向公眾開放的互聯(lián)網(wǎng)，本質恰恰是反權威、反壟斷，人人相聯(lián)，卻無人掌控。盡管統(tǒng)治者仍然能夠實施控制并加以利用，但互聯(lián)網(wǎng)生來是博弈的工具，而非獨占的資源。 另一股變革沖擊力，來自人群更大規(guī)模、更快速度的移動。以穩(wěn)定著稱的新加坡，引進外來勞工比例持續(xù)上升；2013年年末，印度勞工挑起建國40年來的首宗騷亂。以這些勞工的收入，在新加坡算不上“中產”，在故鄉(xiāng)卻是受人艷羨。他們每天與新加坡本地人謀面，自然產生對照：為什么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享受平等？無論網(wǎng)上會面，還是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人類歷史上從未像今天這樣，能夠隨時隨地把各自的生活境遇、經歷的管治手段，攤在同一個平面上對比。 全球中產階級興起，按理說是好事。各國國內消費需求增加，促進經濟發(fā)展。全球富豪榜上，目前財富增長最快的不是壟斷性資源的掌握者，也不是奢侈商品供應商，而是“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商家，如西班牙平價時尚品牌Zara的老板阿曼西奧·奧特加、宜家創(chuàng)始人英格瓦·坎普拉等。中產消費者的壯大是他們致富的源泉。美國學者法里德·扎卡瑞亞在《自 由的未來》一書中說：“經濟權力，幾百年來集中在少數(shù)商人、銀行家、大亨手中，如今卻向下分配。大部分公司，乃至整個國家，都在竭力討好中產階層，而非金字塔頂端的少數(shù)富人。” 通常我們認為，中產階級傾向安逸的生活，政治主張溫和。“全世界中產階級聯(lián)合起來”時，世界應該更加和諧、富饒才對。可是，當2030年的歷史轉折點越來越接近時，為什么我們首先看到的竟是一場接一場的動蕩和危險？ 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設計原本建立在“少數(shù)精英+少數(shù)中產+大多數(shù)窮人”的國情之上。中產階級的數(shù)量急劇增長，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備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對舊制度的沖擊。比如在巴西和土耳其，民主選舉已經實行多年，但執(zhí)政黨始終是以貧困人口為票倉的“窮人黨”——政策往往討好低收入者，民粹主義宣傳 在選舉中也比較管用，真正的獲益者卻是上層權貴資本和裙帶關系。但當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膨脹起來后，他們的訴求卻沒能及時得到滿足，甚至遭到刻意忽視，于是不得不向“窮人黨”討個說法。埃及第二波反穆斯林兄弟會執(zhí)政的抗爭，就是類似情況。利比亞、委內瑞拉的石油財富分配不公，少數(shù)上層發(fā)動多數(shù)貧困人口擠壓中間人群的模式，也在此列。 可以預見，未來全球不穩(wěn)定因素之一，正是飛速增長的中產階級與落后的管治之間的沖突。 但是這種沖突本身，很難單獨帶來徹底、積極的改變。中產階級革命改變不了什么。他們通常手無寸鐵，跟傳統(tǒng)勢力缺乏聯(lián)系。在土耳其，幾個月的抗爭只保住幾棵樹，而抗議對象埃爾多安仍然在選舉中獲勝；在伊朗，江山未改顏色，抗爭一朝受到壓制，余溫幾乎盡散；在埃及，“不為面包為自由”的抗爭者，眼見變革的結果南轅北轍鏡花水月，代價卻是昂貴 的鮮血；在列支敦士登，號召限制君主權力的人，爭取不來大多數(shù)選民的支持；委內瑞拉和巴西的“窮人黨”根基穩(wěn)固，繼續(xù)執(zhí)政…… 更不幸的是，中產抗爭一旦牽扯地緣政治，觸動暗傷隱患，注定攪起翻天覆地的變革。烏克蘭的一場反貪腐示威，造成俄羅斯乘虛而入，幾乎二分烏克蘭疆土；埃及三年兩次政變，重新定義東西方力量對比；而在利比亞，內亂招來北約兵臨城下，演變?yōu)檎嬲饬x上的戰(zhàn)爭。 中產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變的燎原之火。街頭怒火一旦點燃，沿著歷史、信仰、地緣、利益的裂縫，燒出誰也無法預料的圖景。 廣場上的埃及人，并不知道18天后，做了30年總統(tǒng)的穆巴拉克會倒臺，更料不到后來的權力反復、生靈涂炭。烏克蘭人也不知道亞努科維奇真的會出逃，更無法預見民主抗議會招來強鄰覬覦。 另一重驚訝是，推動變革的是受惠于經濟增長的中產階級，但他們卻對主政者沒有感恩戴德之心。埃爾多安執(zhí)政時期，土耳其經濟騰飛，國際影響力上升，分享這些好處的人卻站出來叫埃爾多安“別插手我們的生活”！政府與民眾之間“多一點經濟好處、少一點個人自由”的協(xié)議，恐怕保質期有限。 諸多不確定中，如果說誰有多一點的主動權，應該說是統(tǒng)治者本身。變革突發(fā)由下自上，但由上自下的傳統(tǒng)管治塑造了它的走向。在突尼斯和埃及，統(tǒng)治者在執(zhí)政后期給予了公民社會一定的空間，因此人們對和平示威并不陌生，初期變革和轉型也才相對平穩(wěn)，不像利比亞，沒有一絲公共空間允許表達，一上來就是內戰(zhàn)。 經濟不是催生變革的決定性因素，但是統(tǒng)治者手中如果有經濟這張牌，就可以拖延變革的發(fā)生。土耳其、巴林鬧得再兇也無法翻天，列支敦士登的富裕令大多數(shù)人安于現(xiàn)狀。經不起“阿拉伯之春”吹拂的，往往是推行經濟改革的共和體制，而躺在石油上的君主制國家，最多是吹皺春水，卻興不起浪潮。中國向委內瑞拉提供的數(shù)百億美元貸款，客觀上令查維斯 和他的繼承者兩手不空。 除了施以恩惠，統(tǒng)治者壓制變革的辦法還有“恐懼”。伊朗2009年發(fā)生“綠色革命”之后，再沒受到周邊抗爭鼓動。鐵腕鎮(zhèn)壓的記憶、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監(jiān)控，固然加深了人們的反感，卻也真的消磨了他們的勇氣。一個伊朗抗議者告訴我，他停止示威的原因，竟是最高精神領袖發(fā)出了“回家”的號召：“在這里長大，你就明白，他們真的有能力叫你�！苯y(tǒng)治者的技術管制，也能夠阻擋信息傳播的威力。過去我們認為反映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shù)”，能夠衡量社會突變的可能，但是2010年以前，突尼斯和埃及的“基尼指數(shù)”反而比伊朗還要低。綜合世界銀行及其他機構的資料（不是每年都有統(tǒng)計），突尼斯“基尼指數(shù)”為0.366（2010年），埃及0.308（2008年），伊朗0.445（2006年）。0.4是所謂爆發(fā) 社會沖突的“警戒線”，但線下的突尼斯和埃及率先亂起來，在線上的伊朗反而相對穩(wěn)定。 假定不用“基尼指數(shù)”衡量，而是對比這3個國家網(wǎng)絡的使用與管制，結果就有趣起來。2001年以后10年間，突尼斯和埃及網(wǎng)民增長速度遠超伊朗，伊朗對互聯(lián)網(wǎng)內容的限制指數(shù)為“32”，世界第一。盡管伊朗幾乎人人翻墻，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信息都在網(wǎng)上。突尼斯抗議爆發(fā)的導火線，除了小販自焚視頻迅速傳播外，還有維基解密揭發(fā)的本·阿里家族的荒淫歷史。信息時代的“不平等”，未必是絕對財富值的比較，而是群體感受的不公。 外來勢力在中產變革初期幾乎難覓蹤影。埃爾多安、穆巴拉克、本·阿里都是鐵錚錚的西方盟友。美國前總統(tǒng)小布什曾經制定“自由中東計劃”，要求埃及等國政府給予民眾更多自由，但在這個高高掛起的旗幟下面，口氣輕重、措施緩急卻是分時段、看對象，突如其來的政權更迭，絕不是最有利于西方的選項�？ㄔ乒终Q到沒朋友，但要不是國內起了風波， 法國前總統(tǒng)薩科齊也不敢輕易重劃“地中海版圖”�！鞍⒗骸背跗�，西方反應遲緩，甚至錯判，美國在巴林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更是令自身蒙羞。但正如前文所述，中東亂局很快便陷于陳疾窠臼，令人忘記了中產變革的元氣。事實上，沖冠一怒的中產，最后發(fā)現(xiàn)身處國內傳統(tǒng)勢力與國際博弈的夾縫中，初時短暫的狂喜過后，迎接他們的是更長久的失敗與痛 楚。中產階級無法單獨創(chuàng)造更好的未來，要不要與傳統(tǒng)勢力聯(lián)手，更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道義問題。爭取傳統(tǒng)勢力中的改良派，難保換湯不換藥，一旦取得勝利，中產階級的利益可能會立即被犧牲掉，比如埃及人就在反復錯選中備受打擊。而另一個難題是，要改善自身際遇，是否一定要首先改造世界？ 還是僅僅為自己找個舒適的小環(huán)境，所謂“小確幸”即安？ 四 這本書中收錄的是我過去幾年的現(xiàn)場采訪，講述的并非變革原理，而是人的故事，是從個體命運與情感中，看到聽到嗅到變革的姿態(tài)和味道。新興中產階級的訴求或許相似，但每個人在歷史轉折中的處境各有不同。這里記錄下的是他們的憤怒與驕傲、淚水和血水，更有拉開時間的距離，看他們如何面對變革的曲折與失意。 這些年，我見到中國讀者對別國變革的品評，常以成敗論。眼見他樓塌了，扔下一兩句冷嘲熱諷背過臉去。然而在現(xiàn)場的不同角落，在對人物的反復采訪中，我看到變革過程的復雜。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做出不同選擇，同一事件以不同角度切入，滋味迥異。需要說明的是，為了保護受訪者，書中部分人物使用的并非真名。 除了中產人群本身，書中也涉及值得思考的管治模式。迪拜的“中央計劃+自由市場”經濟，需要造出一個神秘難測的君主；而超然穩(wěn)定的瑞士，卻沒有人坐在權力頂端；同樣號稱“全民直接管理”的利比亞、委內瑞拉模式，則少了法律保障和程序限定；走向共和的尼泊爾，尚未形成中產階級，我看到新階層身影朦朧，但步履興奮；而伊拉克人雖然首先要解決的是安全問題，可是關于民主的討論從未缺席……戰(zhàn)后十多年，新的中產正在形成，卻成分復雜，又常常被教派標簽模糊訴求。 書中也收入了我在英國留學時的見聞。800多年前，英國《大憲章》簽訂。英國貴族要求限制王權，大概是有錢人爭取政治權利的最早例子。雖然《大憲章》初次簽訂之后幾經反復，但卻被視為近代民主與自由的起始。 受時空所限，我無法到達每一個抗議現(xiàn)場。雖然沒能親歷敘利亞，但書中仍然收入對變革起因的探索，因為它提供了一個統(tǒng)治者的經典難題：改革的門，能不能半開半關？敘利亞總統(tǒng)巴沙爾曾經主導“大馬士革之春”，引入全面改革，卻很快發(fā)現(xiàn)失控的危險，只得急急踩下剎車。不幸的是，“對一個糟糕的政府而言，最危險的時刻，是它開始了改革”。 “阿拉伯之春”已成噩夢，始發(fā)地突尼斯卻不聲不響走出暴力怪圈。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也授予了突尼斯內部對話機制。在去往利比亞的途中，我?guī)状谓涍^突尼斯，卻始終沒有機會好好研究它的轉型。突尼斯在本·阿里出走后，也曾經歷混亂與殺戮，但它的成功似乎還因為國情特殊：軍隊不強大、宗教團體較溫和、世俗派不極端、社會氣氛開放。換句話說， 傳統(tǒng)勢力不強，傳統(tǒng)包袱不多。而恐怖組織也看出了突尼斯可能成為“另類”的端倪，存心制造襲擊。成功的故事要留待時間檢驗，希望將來有機會另篇詳論。 書中少不了我在各地遇到的中國同胞。變革發(fā)生在他們眼前，在他們的不同反應中，一幅中國世界觀越發(fā)清晰。各種趨勢報告都認同，這一波全球中產潮，浪花掀起的最高處在中國。歐盟安全研究所報告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比例在2030年之前將躍升至74%，居全球第一。 暢想未來，全球中產的生活方式、穿衣戴帽、讀的書看的電影聽的音樂，很可能越來越接近，甚至我們的胃都變得越來越fusion（美味混搭）。然而，即便沒有新興中產與舊制度的矛盾，全世界中產階級就真的能夠團結起來嗎？文化、信仰、歷史、地理，這些基因里的記憶會不會在彼此對比之下，反差更加鮮明？ 伊拉克人終于有了上街抗議的權利，但我見到的一次示威，竟然是要求政府立即處死獄中的“基地”成員。事實上，國際人權組織批評伊拉克政府不審訊而直接槍斃被捕武裝人員的情況已經夠多了。2015年1月，《經濟學人》雜志一則極短的報道，措辭別具深意：“斯洛文尼亞終于出現(xiàn)公民社會大規(guī)模游行，遺憾的是，這是一次反同性戀權益游行……”在自由了800年的英國知識分子看來，斯洛文尼亞人有了公民意識是好事，但沒想到首先宣講的是保守價值觀。全世界中產階級在爭取權利的戰(zhàn)壕里并肩，但很難講他們能手把手多久。更不用說，生產與消費全球化后，發(fā)展中國家中產人數(shù)暴增，西方發(fā)達國家卻是中產身價貶值、規(guī)�？s小。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的支持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全球中產此消彼長潮流對沖中的失落者。新型中產首義中東，四處激起回響�；ヂ�(lián)網(wǎng)與急速全球化（人類祖先走出非洲就開始了全球化，但當下互聯(lián)網(wǎng)等多種因素助推，速度大大加快）的腳步沒有停，發(fā)達國家未做思考就行動的排外情緒高漲，可看作中產變革的第二篇章：西方中產的失落。 美國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曾經站在開羅解放廣場上，感慨埃及變革“如巨象起飛，如果你沒有預見到它的發(fā)生，也就別瞎猜它將飛向何處”。全球中產階級興起，作為一種現(xiàn)象，儼然也是一頭騰飛的巨象，無人能夠預言它的方向，甚至可能連它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僅僅從眼下來看，那些覺悟起來的中產階級，那些起而抗爭的中產人士，仍然在舊世界沉重的陰影下，匍匐在地，難以飛升。急速全球化的故事，一切才剛剛開始。
作者：周軼君
劍橋大學國際關系碩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文學學士。央視“中國記者風云人物”。曾任新華社常駐中東記者，鳳凰衛(wèi)視資深國際記者、時事觀察員。 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華社派駐巴以地區(qū)，為獨一常駐加沙的國際記者。關于巴以沖突的文字、攝影作品獲多個國際國內獎項。2006年至2014年任職香港鳳凰衛(wèi)視，繼續(xù)奔波在國際熱點地區(qū)，經歷尼泊爾改制，朝韓危機，戰(zhàn)后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烏克蘭戰(zhàn)爭，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亞及巴林等一系列變革，也曾實地觀察美國與歐洲政治。 她的國際新聞分析、隨筆常見于FT中文網(wǎng)、騰訊大家、《周末畫報》等。 隨筆《在埃及數(shù)駱駝》被收入上海市中學語文課本。 2005年出版《離上帝最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
前言
01 土耳其：善治經濟的政府 02 伊朗：不只是伊斯蘭 03 伊拉克：不安的現(xiàn)代化 04 埃及：三年之后 05 阿拉伯聯(lián)合酋長國：“我現(xiàn)在就要” 06 敘利亞：解嚴之門 07 巴林：貧窮的富國 08 利比亞：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亞 09 烏克蘭：在巨人的陰影下 10 尼泊爾：紅色季雨中 11 委內瑞拉：離奇之邦 12 德國：重返正常 13 列支敦士登：人人都愛殿下 14 瑞士：直接民主的示范 15 英國：革命的起點 后 記
02伊朗：不只是伊斯蘭
約公元前549—前529年 居魯士建立波斯帝國，開創(chuàng)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330年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 636年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伊斯蘭教傳入。 1220年 蒙古人入侵。 19世紀初 伊朗、阿富汗成為俄英博弈的戰(zhàn)場。 1890年 納賽爾丁國王向英國商人出讓全國煙草專賣權，引發(fā)宗教力量與巴扎商人聯(lián)手抗議。 1908年 英國人在伊朗發(fā)現(xiàn)石油。這是中東石油資源首次被開采利用。 1926年 軍官禮薩·汗黃袍加身，開創(chuàng)巴列維王朝。 1963年 禮薩·汗長子巴列維國王實行親西方政策，石油美元收入滾滾，國內依靠秘密警察加強監(jiān)管。 1979年 巴列維國王一家出逃，伊斯蘭教士霍梅尼回到伊朗，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1980年9月 兩伊戰(zhàn)爭爆發(fā)，伊朗陷入8年苦戰(zhàn)。 1989年6月3日 霍梅尼去世，哈梅內伊繼任精神領袖。拉夫桑賈尼出任總統(tǒng)。 1995年 美國指責伊朗從事“恐怖活動”并秘密發(fā)展核武器，由此實施經濟制裁。 1997年 改革派哈塔米贏得總統(tǒng)選舉勝利。 2005年 保守色彩濃重的艾哈邁迪·內賈德贏得總統(tǒng)選舉。對西方態(tài)度強硬，堅持發(fā)展核技術。 2007年 美國對伊朗進行更為嚴重的制裁�！熬G色革命”遭到鎮(zhèn)壓，內賈德正式就職。 2013年6月 西方制裁步步加緊，伊朗經濟每況愈下。支持改革的魯哈尼在新的總統(tǒng)選舉中勝出。 2015年7月 多年談判之后，伊朗與伊核六方（中美俄英法德）達成歷史性全面協(xié)議。 3個中年人在街邊演奏。唱的是波斯語，舒緩曲折。主唱有時放下吉他，盯著過往的人放聲，肩膀微微震動。 “打倒美國”的宣傳畫并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車，才找到朋友推薦的這一幅，它已經成為德黑蘭人民反美意志的標準像。 12德國：重返正常 東西相遇 形狀如玩具的特拉貝特（Trabant）車，列成一排，等待“民主德國之旅”。 這種貓腰縮頭才能坐進去的小車，全身塑料，只有兩缸，曾經是民主德國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但從訂購到取貨最長要等上16年。柏林墻倒塌之后，特拉貝特車很長一段時間仍是民主德國人的日用品，20年間，漸漸變成收藏品。眼前這些殘存的特拉貝特，多數(shù)保持軍綠色，也有些換上了戲謔的豹紋。 “你去后面那輛大車辦簽證！”柏林新聞官克里斯蒂·坦茲勒（ChristianTensher）指著我說。 “簽證？” “哈哈，別太認真了！”說著，他塞過來一個蘇式袋，里面是兩瓶Wostok，以蘇聯(lián)火箭命名的飲料。 一輛運兵車被改裝成了媒體登記處。車廂里掛滿蘇制軍服。幾個越南記者興奮地試戴皮帽。坦茲勒遞過來一張做舊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通行證”，聲稱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芭恼眨 庇浾邆兪殖忠患埡炞C合影，坦茲勒給予鬼臉配合。 “紀念柏林墻倒塌20周年”的日子，政客齊聚，媒體云集。新聞中心為外國記者準備的特拉貝特車隊，令記者本身成為路上風景，不斷有行人舉起相機，還招來了警車�！罢l超速了？”坦茲勒通過無線電，向每一輛時速60公里的特拉貝特喊話，“啊，原來是有比我們更重要的車隊要通過！” 20年后，同樣是寒冷潮濕的11月，柏林一片嬉鬧。俄羅斯套娃、翻毛帽子、民主德國警察制服，都是最熱門的紀念品，鐮刀斧頭旗在地攤上飛舞。 空氣中是香腸和熱紅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兩岸，大喇叭里嘹亮抒情的音樂是英國紅星凱蒂·瑪露（KatieMelua）、美國樂隊紅辣椒（RedHotChiliPepper）的作品。露天大屏幕翻滾著時裝、潤膚露，還有紙巾廣告。“這些歌曲不過是娛樂，跟紀念活動沒什么關系�！鼻耙惶�，跟柏林市政規(guī)劃局的一個朋友走過這里，她告訴我，柏林政府快破產了，無力單獨承辦國際盛事，必須抓到一切廣告和贊助。 “嘿嘿！簽證呢？”特拉貝特塑料車蓋忽然被人猛敲。一身軍綠大衣的瘦高小伙，大帽寬皮帶，掂著警棍，氣氛陡然驚恐：“這里是查理檢查站！” 瞬間，全車都明白了，這是表演。小伙繃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夸張地重重蓋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009年11月9日�！� “要不要來點特別照顧�！彼拇蚓鳌Ｒ蝗ο鄼C攝像機包圍中，他不介意加演�！拔覀兊米吡�，趕時間�！鳖I隊催促著，假警察不再開玩笑，逐一蓋戳了事。 圍墻存在的28年間，10萬人嘗試各種辦法越界。其中1萬人逃脫，201人遭射殺。查理檢查站作為景點保留了下來。兩邊大街上，美國士兵和蘇聯(lián)士兵的畫像仍高高地對峙著。 一條窄窄的銅線鑲嵌在水泥地上，上面刻字：“柏林邊界，1961—1989�！碧_，就跨過。一切既輕又薄，好像20年前發(fā)生的東與西的分割與合并，不過是歷史的一個玩笑。 但是，走在勃蘭登堡廣場，隨便去問一個德國人，你就知道這個“玩笑”的分量。 柏林墻紀念處。 小伙繃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夸張地重重蓋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009年11月9日�！� 蘇珊娜·哈更獨自來到這里，就是為了“看看節(jié)日的勃蘭登堡門”。“當時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東京，在國有企業(yè)工作，國家信任我們，是少數(shù)可以出國的人……”她勸說丈夫從東京逃去聯(lián)邦德國。但丈夫不愿意，命運的爭執(zhí)以離婚收場。蘇珊娜帶女兒潛回聯(lián)邦德國。剛開始躲在遠郊，不敢住柏林市。 離婚后3年，柏林墻倒塌，前夫已經在日本另組家庭。23年來，蘇珊娜沒有再婚，仍冠著夫姓。她說：“如果預知會發(fā)生什么，也許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日漸偏西，紅色天光，像一塊巨大的紗巾溫柔包裹著柏林。勃蘭登堡門的燈忽然亮了，頂上女神駕馭馬車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了一口氣，金光四射。馬首永遠朝東，指向俄羅斯或者蘇聯(lián)，因為柏林被認為是西方的最后一道防線。 地上的婦人，在節(jié)日的廣場，慨嘆東西分割的荒謬。蘇珊娜的面孔圓潤紅亮，現(xiàn)著飽滿的倔強。忽然，3個年輕人手拉手蹦跳著，走過我們身邊。頭上套著紙盒，醉漢一般繞出弧線。他們的嬉笑、尖叫，挽救了哀傷的徒勞。 兩德統(tǒng)一后，蘇珊娜立即搬回市區(qū)，“柏林人一定要回柏林的”。她現(xiàn)在在（沒有了邊界的）東柏林教授德語，女兒在西柏林學校教書。蘇珊娜常向女兒提起，還是東邊的教育質量高。“芬蘭的學生水平全歐洲第一，因為他們拷貝了過去民主德國的方法�！碧K珊娜這樣認為。當年執(zhí)意逃脫的身份，今天成了牢牢抓緊的認同。我問她心里是不是仍然刻著“東聯(lián)邦德國”的分界�！皟蛇叺牟罹嘣诳s小�！彼πΓ敖y(tǒng)一當然是好事，你看，民主德國人默克爾當了總理！” “誰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20年前那一天，23歲的戴維·吉爾從東柏林去外地開會。身為基督教家庭孩子，他向來被排斥在“體制”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遠不可能有晉升的機會。 他父親是當?shù)亟虝撠熑�。當時的民主德國，基督教勢力是很大的反對派，從事地下抗爭。統(tǒng)一之后，德國政府中第一批民主德國政治家，正是來自教會，也就是現(xiàn)在的“基督教民主聯(lián)盟”（DeutschlandsChristlich-DemokratischeUnion）前身，總理默克爾所屬黨派。 “晚上聽說墻被拆了，第二天一早立即返回柏林，我在鑿開的洞里來來回回走了好幾遍，仍然不敢相信�！惫诤诖笠吕锏拇骶S，藍色眼睛放出光亮。身邊一個金色頭發(fā)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安缓靡馑�，我女兒要回家了。她們剛從美國回來，我妻子是美國人……”23歲的時候，戴維還沒見過美國人。圍墻倒下后，他去了美國念書，現(xiàn)在是一名律師。戴維仍帶著東邊人的一絲拘謹，溫和親切。女兒踩著單腳踏車離去，響亮地講著英語。 20年后，走在柏林的每一個德國人，都是一張歷史的碎片，隨風飄蕩。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觸動一段錯綜曲折的人生。 廣場角落里，一個戎裝青年的照片吸引了我：大蓋帽，雙目炯炯，頸上掛著勛章。一個頭發(fā)稀疏、上了年紀的人在旁邊抽煙。他在推銷這個青年軍官的自傳，英文注明寫著“GerhartSchirmer”，“二戰(zhàn)”時期戰(zhàn)功顯赫的德軍中校，遭英國人活捉，送到蘇聯(lián)軍中關押了10年。他稱，蘇聯(lián)人強迫他和其他幾個人在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改裝毒氣室，偽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現(xiàn)場。戰(zhàn)后，德國人對猶太民族的負罪感比海深，這本自傳成了禁書。 自行車邊的人猛抽著煙，雖然海報是英文寫的，他卻無法與我交談。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么關系。也許這個故事太過敏感無從核實，自行車前少有人問津。但是無論如何，它忽然讓我想到，在柏林，糾結的不只是東西對峙的冷戰(zhàn)。希特勒剛剛退出舞臺，鐵幕就已降下，那些年里，德國人連幕間休息的機會都沒有。 “我在東，還是西？”走在柏林，我總是問，這里曾經是東柏林還是西柏林呢。除了刻意保留的幾條街道——馬克思大街（當時叫“斯大林大街”）筆直寬闊，列寧廣場（現(xiàn)在改名為“聯(lián)合國廣場”），兩邊是一望無際、一模一樣的公寓樓和毫無差別的窗戶，方正、扁平、均衡、凌然。除此之外，對一個初來此地的匆匆過客，東西差異并不明顯�？吹揭患曳▏宛^“慶祝開業(yè)25周年”的橫幅，我想這該是西柏林。博物館云集之處，必定是東柏林。“因為占領區(qū)是美國人劃的，他們對歷史古跡不感興趣！”有人揶揄。在民主德國主干道“林登（菩提）樹下”，蘇聯(lián)的印記只剩了俄羅斯航空標志上的鐮刀。 然而，東聯(lián)邦德國的融合絕非無縫。上海作家陳丹燕曾經描寫特拉貝特汽車行駛在聯(lián)邦德國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后面跟著的汽車鳴喇叭，要它讓路，所以，它們常常是知趣地開在最慢的那條車道上。掛著聯(lián)邦德國牌照的車唰唰地擦過它們的身邊，用140邁的速度遠遠地把它甩在后面……雖然它們如愿自由行駛在聯(lián)邦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隨便可以在任何一個出口下高速公路，進入紐倫堡、斯圖加特或者漢堡，但它們反而變得局促而不快…… 邊界初開，東西柏林經歷了巨大的經濟落差。20年后，西柏林漸漸變?yōu)楦邫n住宅區(qū)，東柏林則因為房租低廉，成為整個歐洲年輕藝術家的天堂。東柏林咖啡館的早餐以豐盛和漫長著稱，這里無人早起，半數(shù)人口都是藝術家。藝術家提供不了太多稅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債，靠借貸發(fā)展。柏林墻倒下之初，世界為之興奮，跨國企業(yè)摩拳擦掌，但是這里不具備商業(yè)城市的氛圍，15年后，索尼影視中心（SonyCenter）黯然出售。西門子盤算了很久，終于也沒有來。 失業(yè)率成了東西德國人互相指責的理由。聯(lián)邦德國人抱怨民主德國人搶走工作，民主德國人抱怨資本主義打碎鐵飯碗，讓他們失去了安全感。連德國的中東移民都抱怨自由了的東歐移民過來搶生意。 “相比10年前，柏林墻倒塌后20年，東西德國人的差異還是在縮小。”住在西柏林的貢特拉·揚森到東柏林探望女兒，我們在一家餐廳鄰桌，攀談起來。1990年，他嘗試在東柏林投資，損失慘重。盡管如此，他還是認同國家統(tǒng)一是積極的一步。女兒雷娜特·賽博爾德·揚森生在聯(lián)邦德國，留學美國主修音樂，現(xiàn)在和大多數(shù)藝術青年一樣，居住東柏林。 “那么，你現(xiàn)在是東柏林人了？”我問。 “不！”雷娜特幾乎要把嘴里的意大利菜吐出來，“OnceWessi，alwaysWessi（一朝聯(lián)邦德國人，永遠聯(lián)邦德國人）！我不過是住在東邊�！� 她又重重搖頭，說“Ossi”（民主德國人）和“Wessi”舉止思維差異很大，不是同一種人。 “怎么不同？” “怎么說呢，就是東邊和西邊，資本主義的人和社會主義的人，一看就知道了！東邊的人不會獨立思考，懶惰，還有些粗魯……不過，我不是沒有民主德國朋友啦，年輕人也在變，變得像我們……” 陳丹燕繼續(xù)寫道： 民主德國的知識分子說過：“我們并不是合并，是西邊把我們吃了，可我們就卡在他們的喉嚨口，讓他們吐不出，咽不下……”說這話的人，在冰涼的藍眼睛里閃爍著蠻橫、恥辱、不屈和惱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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