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管窺:掌故中的管理智慧》內(nèi)容簡介：培根講讀史使人明智，自有他的道理。歷史學要弄清楚的，就是人類過去的所作所為。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釋各種各樣的證據(jù)，認識人自身。管理，說到底必須從人出發(fā)，而人又是歷史的產(chǎn)物。當我們身陷現(xiàn)實的迷宮，歷史的路標其實一直在那里招手。因而，以歷史論管理大有可為，但不要期望歷史能夠給當代的管理活動提供現(xiàn)成的服務(wù)。比附式的解說歷史、機巧式的套用歷史，恰恰會失去對歷史的尊重。因為歷史不是若干事件的堆砌，不是一連串年代的累積，也不是個把風云人物的業(yè)績賬簿——歷史是一種智慧。
《史海管窺:掌故中的管理智慧》由中國發(fā)展出版社出版。
劉文瑞，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起步于歷史，徜徉于文化，耕耘于管理。著有：《繼承與變革：中國古代人事制度的發(fā)展歷程》、《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論》、《邊緣瑣語：人文與管理的對話》等書。主要從事管理學原理、行政管理學、中國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的歷史變遷等研究。
歷史深處的探尋
從傳統(tǒng)文化中學什么
“正名”與管理
關(guān)公式誠信的中西差異
倫理式誠信的源流
本土誠信資源同現(xiàn)代化的沖突
糅合兩種誠信的可能途徑
儒吏之爭的歷史軌跡
儒和吏的差別何在
儒的吏化和吏的儒化
儒吏與現(xiàn)代人力資源管理
儒商的前世今生
無為而治的深層含義
掌故背后的智慧
智氏是怎樣滅亡的——德才關(guān)系辨析
齊威王的兼聽——怎樣使管理信息不被扭曲
敢不敢用孟嘗君——用能人的難處
選誰當丞相——情境與用人
商鞅變法中的封口——如何對待決策的不同意見
司馬錯伐蜀——虛名與實惠的選擇
李斯的算計——決策的成本與價值目標偏移
楊墨和莊周——化解職業(yè)緊張的先驅(qū)
劉邦和項羽的比較——什么樣的人能當領(lǐng)導
劉邦封雍齒的啟示——領(lǐng)導如何用權(quán)
劉邦用陳平的啟示——怎樣用能人
周亞夫不救梁的教訓——決策的兩難
如何用好“飛將軍李廣”——借重偏師的思路
丙吉問牛——管理中的大事和小事
貢禹的進諫——上下級關(guān)系的處理準則
廉范治蜀——“正強化”的運用
馬援告誡子弟的含義——榜樣的選擇
諸葛亮和毛奇的差別——靠人才還是靠組織
《隆中對》的失誤——文學描述不等于理性分析
再談《隆中對》的失誤——使命與策略的背離
三談《隆中對》的失誤——戰(zhàn)略的調(diào)整和轉(zhuǎn)移
三大割據(jù)時代的思考——“禮崩樂壞”和“基業(yè)長青”
九品中正制的管理弊端——“硬指標”和“軟指標”的沖突
司馬師贏得支持的奧秘——“領(lǐng)導責任”該如何承擔
苻秦的教訓——從快速擴張到公司崩潰
從“停年格”到“循資格”——資歷也是好東西
隋煬帝的聰明和大手筆——“做大做強”的陷阱
魏徵是怎樣批評唐太宗的——“雅量”與“求實”的關(guān)系
唐朝使者不能買馬——管理中的“順便”
武舉為何成了擺設(shè)——制度的隱性作用
唐朝科舉的“龍虎榜”——賽馬也需要伯樂
李林甫和楊國忠——政客和流氓的區(qū)別
朱元璋嚴刑酷法的偏失——性惡論和小人得志
“廷杖”的效用——懲罰是如何變成激勵的
增秩留任的演變——制度是如何異化的
文化思考的表與里
科舉的兩種弊端與管理對策
另一角度看八股
康熙為何恢復八股考試
孫嘉淦談“三習”
乾隆的惶恐——文化沖突對管理的影響
“指東打西”的管理效應
“陋規(guī)”是怎樣形成的
雍正“耗羨歸公”的得與失
“陋規(guī)”演變以及“耗羨歸公”的啟示
漫談古代的吏員
漫談古代的衙役
漫談古代的師爺
漫談古代的長隨
“官不修衙”和軟品牌
傳統(tǒng)衙門建筑的文化效應
轉(zhuǎn)型社會的憂與思
專制王朝的輪崗和易地任職
太平天國的科舉和皮毛關(guān)系
“洋科舉”和文化研究的誤區(qū)
左宗棠和樊增祥的故事——“學歷”的用處
甲午海戰(zhàn)失敗的另類反思
陳寶箴批評李鴻章的啟示
學京劇和學管理
袁世凱的兵變——不擇手段的原罪
用人的“君臣佐使”
公仆·父母官·代理人
委員·首長·一把手
不可復制的管理經(jīng)驗
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曾經(jīng)是一代霸主的晉國也沒能守住晉文公傳下來的基業(yè)，幾個有勢力的卿大夫串通起來就把晉國給滅了，自己取而代之。周天子承認了事實，還加封瓜分了晉國的魏、趙、韓為諸侯。這種大臣起來推翻諸侯的事件，在亂哄哄的春秋以后，還真不是什么新鮮事，但是周王承認這種瓜分，并冊封瓜分者為諸侯，確是頭一遭。
顯然。在司馬光眼里，三家分晉是比周室東遷更重要的歷史事件。很多人會感到迷惑不解——對于西周王朝來說，周室東遷是多么大的事件啊，國都豐鎬二京丟掉了，周幽王的性命丟掉了，好端端的西周從此變成了東周，三家分晉固然不是小事，但能夠同王朝更替相比嗎？
對此，司馬光的解釋是：三家分晉標志著周朝制度的實質(zhì)性變化，而周室東遷則僅僅是歷史事件。用現(xiàn)在的話說，平王東遷只不過是公司變換了注冊地點，原來的經(jīng)營區(qū)域被競爭對手搶走了，沒辦法，公司換個地方另開張；而周幽王的死亡，不過是換了個董事長，公司還是原來的公司；而三家分晉，則是改變了公司章程，這就不是僅僅換地方或換人員的問題，而是公司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所以，司馬光認為，三家分晉比平王東遷更重要，從這里寫起更合適。
那么，周朝的章程是什么？一個字——禮。禮是什么？禮就是名分，就是規(guī)矩。禮的內(nèi)容多種多樣，大到國家體制、社會規(guī)范，小到吃飯穿衣、走路姿勢，都由禮來確定�？鬃映燥�，肉切得不整齊就不吃，這就是禮。禮的核心是等級劃分，表達方式就是上下位置和順序規(guī)則，不得僭越。沒有禮，就等于亂了套。周厲王、周幽王不爭氣，把國家搞得不成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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