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又名《三國志演義》、《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我國小說史上最著名最杰出的長篇章回體歷史小說。

《三國演義》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在其成書前，三國故事已經(jīng)歷了數(shù)百年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在唐代，三國故事已廣為流傳，連兒童都很熟悉。隨著市民文藝的發(fā)展，宋代的說話藝人，已有專門說三國故事的，當時稱為說三分。元代出現(xiàn)的《三國志平話》，實際上是供說書人使用的本子，雖較簡略粗糙，但已初具《三國演義》的規(guī)模。羅貫中在群眾傳說和民間藝人創(chuàng)作的基礎上，又依據(jù)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中所征引的資料（還包括《世說新語》及注中的資料），經(jīng)過巨大的創(chuàng)作勞動，寫成了規(guī)模宏偉的巨著《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從漢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寫起，到西晉太康元年（280）三國統(tǒng)一為止，描寫了九十馀年的重大歷史事件及歷史人物的活動，展示了三國興亡的歷史畫卷，形象地再現(xiàn)了這一風云變幻而又動蕩不安的歷史時代，生動地揭示了統(tǒng)治集團內部勾心斗角、爾虞我詐、互相勾結而又互相爭奪的關系。在它描寫的曹操、劉備、孫權三個政治集團中，曹、劉兩個集團是主要對立面，而劉備集團則處于中心地位。曹操與劉備是一組對立的藝術形象，曹操的奸詐、兇殘與劉備的寬厚、仁慈形成鮮明的對比，正如劉備向龐統(tǒng)所言：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第六十回）如果說曹操是大奸大惡的權臣典型，劉備是仁君的典型，那么諸葛亮則是賢相的典型，智慧的化身。而他的智慧在書中則被描寫成神機妙算。所謂神機妙算，剝去其神秘的外衣，無非是諸葛亮在斗爭中，能認識和把握客觀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從而取得預期的效果。草船借箭的成功，是因為掌握了長江冬季氣候的變化；火燒博望坡，則是充分利用了地理環(huán)境的自然特點；六出祁山使用木牛流馬，則是在戰(zhàn)爭中運用了科技發(fā)明的成果；空城計的成功，則是利用了司馬懿多疑的心理特征。諸葛亮的形象比起曹操、劉備來，更富有民間傳說的色彩。

《三國志》是以曹魏為正統(tǒng)，所以曹操的傳稱為《武帝紀》，而劉備的傳稱作《先主傳》，孫權的傳稱作《吳主傳》。這是因為《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是晉代人，晉是受魏禪讓的，晉繼統(tǒng)于魏，所以奉魏為正統(tǒng)。雖然如此，陳壽對三國人物的評價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如評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評劉備是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評孫權是有勾踐之奇，英人之杰。但《三國演義》把曹操寫得如此奸惡也非面壁虛構，它的材料多來源于裴松之注引諸書及《世說新語》及其注。另外，也應看到，《三國演義》變《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tǒng)，而改為以蜀漢為正統(tǒng)，除了劉備是漢中山靖王之后這一因素以外，還有復雜的歷史原因。綜而言之，它與民間說書藝人有關，也與宋元兩代的民族關系和政治形勢有關。擁劉反曹傾向是歷史形成的，它經(jīng)歷了較長的發(fā)展過程。這種傾向，在北宋后期已經(jīng)初步形成。據(jù)蘇軾《東坡志林》說：王彭嘗云：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這說明在北宋時，擁劉反曹的傾向性，在說三國故事的講史話本中已很鮮明。到了元代，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元朝統(tǒng)治者對漢人實行高壓政策，人心思漢，這又為三國故事或三國戲的擁劉反曹傾向提供了現(xiàn)實的土壤�！度龂�演義》的擁劉反曹傾向，并非是羅貫中的獨創(chuàng)。這種傾向雖然帶有封建正統(tǒng)的色彩，但在歷史上是起過進步作用的，應當歷史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