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尋找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
　　珞珈問學三十余年，深感做學問如爬山，即便走出了腳下的路，找到了“北”，可這個時候也知道了仰望學術的高度，難免因心向往之卻不能至而自慚形穢。內(nèi)心稍微強大一點時，便以“半桶水”自嘲。我之所以在飽受煎熬之后把自己的“半桶水”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乃源于一種無奈的樂觀：半桶水的活力也許就在于能蕩幾下，蕩過之后，自然顯現(xiàn)知與無知的刻度，此時也許更知道如何引入知識的活水，沖走那無知的泥沙。
　　對我來說，學術是一個“坑”，它用理性誘惑著我，等到半生被埋進去之后才意識到理性的限度，那些關于人與社會的解釋貌似合理，甚至以真理的面目示人，但離開一定的經(jīng)驗、范圍、條件與情境，所言皆虛，都是一些等待人們?nèi)ベ|(zhì)疑的話語。在這種情況下，對自我的懷疑不可避免：我如何能把握認知對象？我如何能保證我的言辭是真實的？甚至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我如何能保持思想的獨立性，做到“自說自話”？忍受不了懷疑的折磨而放棄懷疑時，學術就只能是一份“為稻粱謀”的工作，謀利越多，價值越少。于是，不期然養(yǎng)成為學的矛盾：一方面為所獲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又為“所獲能值幾何”而困窘，以至于好多次都為這份困窘而心煩意亂，彷徨不已。
　　好在從馬克斯?韋伯那里我得到了另一種啟發(fā)，緩釋了這種困窘。他把學術與政治從眾多職業(yè)中挑選出來，稱為“beruf”,對應于英文的“vocation”，即對人具有“召喚”意義的“追求”，這意味著從業(yè)者對自己的職業(yè)是經(jīng)過認真選擇的，他深知自己從事的是一個什么樣的職業(yè)或?qū)�業(yè)，而不是“碰巧”得到。這個詞翻譯過來，就是漢語里的“志業(yè)”，其根本含義是選擇要實現(xiàn)的“目標”（“立志”）和認準要堅持的“價值”（“志于道”）。韋伯給以學術為業(yè)和以政治為業(yè)的人預設了充滿責任感與榮譽感的理想人格，神圣味道十足，似乎不容易做到，但他指明的方法是切近于自我的，即忠于自己的良心，得出終極的、內(nèi)在的、有意義的結(jié)論。這使我悟出一個道理，客觀的、真實的、獨立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如何依據(jù)良心去做研究，以及是否基于一定的目標與價值去做研究。以韋伯的觀點來看，新聞傳播是以政治為業(yè)的一種工作，治新聞傳播學則是以學術為業(yè)的一種工作。兩種具有共同的神圣意味，即把新聞傳播作為一項公共事業(yè)貫注到生命中去，滋生出“為政治而生存”的責任感與榮譽感。從學術層面來看，新聞傳播學的終極問題是，新聞傳播為什么不自由？新聞傳播如何自由？它由此顯現(xiàn)建構(gòu)人類的意義分享的目標，而意義分享的價值便是使人從孤獨與冷漠中走出來，生活在理解與溝通的世界里。
　　可是，對我來說，“理解與溝通如何可能”始終是一個難解的問題，而且事關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危機。這個問題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那只老虎，使我在學海漂流中時時感到焦慮與絕望。也許就像老虎只不過是少年派的幻想一樣，所謂的問題也只不過是我的幻想，但你不能否認，少年派的幻想表現(xiàn)的是生存的恐懼與絕望，我的問題凸顯的是媒介化時代的交流所引發(fā)的焦慮與困擾。所以，我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特別激動，想到每個人心中其實都有一只讓人不安的老虎，少年派因為它的存在而激發(fā)生命力，得以生存；我因為它的存在而激發(fā)思考力，得以面對現(xiàn)實，尋求新知。
　　1985年從武漢大學畢業(yè)時，我的所有選擇都是學術研究，連留校教書都被排除在外，因為體弱多病的我悲觀地認為，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思考。當時最愛的是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那是盧梭去世前留給這個世界的思考。一個法國思想界的風云人物在走向人生終點時，不再有鄰人、同類、兄弟，他獨自承擔著一個時代的懺悔與沉重，繼續(xù)尋找著人類精神的本源。我雖學不來思想家的此種心境，但他那種在孤獨與黑暗中的遐想，卻給長期養(yǎng)病的我示范了某種活著的姿態(tài)。當時，我以對生命的孤獨與黑暗的體驗，居然在“遐想”中發(fā)表了8篇青蔥味道十足的論文，以及若干哲理性散文，得到了些許快樂。
　　承蒙彭斐章老師的接引，我開始在《圖書情報知識》做學術編輯工作，一切似乎如愿以償。也許是受到20世紀80年代理性精神啟蒙的感染，比較愛琢磨知識的主體性、知識的分類與開放這類問題，但是，我對還沒有打破知識封閉圈的圖書館學漸漸失去了吸引力。記得剛剛留校的青年老師經(jīng)常聚在一起爭論一個問題：哪一個學科對社會發(fā)展的貢獻更大？印象最深的是，搞科學技術研究的人模仿著阿基米德的口氣說“只要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言下之意是他們的學科可以改變世界；而文科中最牛的是研習哲學的人，他們的觀點是，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怎么會有改革開放？顯然，在這樣的爭論中圖書館學是沾不上邊的。此時，我注意到新聞承載理性精神的可能性，以及在大興安嶺火災報道、關廣梅現(xiàn)象討論等媒體事件中，新聞展現(xiàn)出來的作為社會變遷之工具的魅力。我忍不住從治圖書館學的平淡之中出走，跨入熱鬧而又貧瘠、充滿創(chuàng)造機會的新聞傳播研究領域，于1989年轉(zhuǎn)入武漢大學新聞學專業(yè)攻讀碩士學位。可就在這一年，思想解放連同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觀啟蒙都被畫上了句號。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成為主流話語，媒介功能的多元化、媒介所有權(quán)的多元化、媒介聲音的多元化都遭受猛烈批判，引自西方的傳播、媒介等詞語被視為掩蓋階級性的概念，客觀、公正等專業(yè)主義信條被認為是掩蓋傾向性的說辭。一時間，我心中充滿疑惑：新聞改革的熱點已轉(zhuǎn)變?yōu)樗枷肱c實踐的僵化，我們還有求取知識、理性與智慧的可能性嗎？學問如此趨向主流話語或挾勢力以行，我們?nèi)绾巫咴诶硇缘牡缆飞希?0世紀80年代的理性啟蒙給我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我深知，既然要以學術為業(yè)，就必須具備理性的精神，即笛卡爾所謂“我思故我在”的懷疑精神，還必須保持理論的姿態(tài)，而理論的本意是指全神貫注地觀看，在開放心靈的過程中澄明世事，在澄明世事的過程中開放心靈，表現(xiàn)感性的呈現(xiàn)與理性的觀照，在學術上“審時度勢”，只會弄瞎我們的雙眼。
　　當時所做的一件逆流而上的事情就是，在導師樊凡教授的指導下進行中西新聞比較研究，探討中國新聞業(yè)走向世界的道路。所提的問題還帶有二元對立的味道：中國的傳播活動為什么長期沉淪在邸報的黑暗中而顯現(xiàn)不出自身的光輝？為什么中國新聞業(yè)到近代才出現(xiàn)，而且要由西方的軍事侵略來催生？在“一個世界，多種聲音”的20世紀，為什么西方的聲音強大，而我們的聲音卻那么微弱？這種落差是怎樣造成的？應該怎樣改變？中國新聞業(yè)能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嗎？這些問題在當時是“出格”的，難免心存擔憂。但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里所講的話可用來說明其“合法性”：“每一個單獨的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zhuǎn)變?yōu)槭澜鐨v史的程度一致的”，“僅僅因為這個緣故，各個單獨的個人才能擺脫各種不同的民族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chǎn)（也包括精神生產(chǎn)）發(fā)生實際的聯(lián)系，并且可能有力量來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生產(chǎn)（人們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與此同時，我確認的另一個立論基礎是，新聞作為一種公開傳播的信息，是人類生存發(fā)展的必具要素，并為人類社會所共有；新聞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又在各自的文化圈內(nèi)成長，成為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發(fā)揮著聯(lián)系各個文化圈的紐帶作用。由此，我著眼于開放的文化視野來審視中西新聞的差異，把內(nèi)在的文化觀念及其在新聞傳播活動中的表現(xiàn)作為比較研究的焦點，探尋中國新聞傳播如何走出封閉的文化圈。這一做法曾被學界同行所稱道，其實，其中隱含另一種無奈，即對于政治體制問題的回避。從內(nèi)心來講，我信奉馬克思關于實現(xiàn)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的論說，認為這是中國超越西方的目標所在，但自由所提出的挑戰(zhàn)是嚴峻的，它一般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對封閉、集權(quán)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是自由交流中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階層與階層之間權(quán)力關系的不平衡。我們的新聞體制與媒介文化改革最根本的問題在于應對自由的挑戰(zhàn)，更新社會控制模式以及權(quán)力關系，這樣才有可能在更開放的心態(tài)中吸納西方新聞傳播觀念，并把它納入自主的創(chuàng)造活動之中，真正推動中國的新聞改革。帶著擔憂與遺憾，我在1992年完成了關于中西新聞思維比較研究的碩士學位論文，托鄧小平南方談話之福，論文順利通過，擔憂一掃而光，但回避現(xiàn)實的那種遺憾卻加重了。后來，我協(xié)助樊老師主編的《中西新聞比較論》最終在1994年由武漢出版社出版，成為國內(nèi)最早的比較新聞學著作之一（另一本是同年出版的由陶涵主編的《比較新聞學》），可是，遺憾還是留在了書中。
　　在隨之而來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姓資與姓社的二元對立被消解，新聞傳播漸漸融入市場經(jīng)濟大潮，人們再次把目光投向西方新聞傳播觀念，與浸泡在資本主義媒介體系中的大眾傳播學接軌，在多媒體競爭中把握媒介結(jié)構(gòu)的變化，在傳播過程中觀察媒介功能的多元化表現(xiàn)，聚焦受眾問題和傳播效果問題以尋求對媒介市場的控制，進而實現(xiàn)媒介經(jīng)營方式的創(chuàng)新。同時，人們的視野也從新聞自由擴展至傳播權(quán)、信息自由，從媒介競爭擴展至新技術條件下的媒介融合，從單向傳播擴展至多向、互動式傳播。我從中感受到一種危機，即舊的思想枷鎖沒有完全解除，新的思想統(tǒng)制卻已產(chǎn)生，人們逐漸遁入西方傳播學的象牙塔里，生活在傳播學“諸神”的陰影里，自覺地服從于西方傳播學所劃定的思想方向、執(zhí)著或陷溺于所習知識，不能面對中國傳播問題進行自主的創(chuàng)造，從而讓知識習氣障蔽、阻礙了傳播研究的智慧表現(xiàn)。當時，我認為做西方傳播學的引介與研究雖然重要，但更有價值的工作是形成與西方傳播觀念的對話，而支撐這一工作的基礎還在于中西文化比較。
　　有了這種想法，我便在1994年開始攻讀武漢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師從郭齊勇教授研習中國哲學，側(cè)重于研究新儒家的中西文化比較觀。在郭老師的接引下，我選擇研究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唐君毅的哲學思想。一方面，唐先生的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文化悲情、“靈根自植”的文化悲愿以及超越涵蓋的文化精神吸引了我；另一方面，他的哲學貫通著圓融會通、兩行并育的思維范式，既接通于儒佛道哲學思辨的精華，又遙契于西方現(xiàn)代哲學，這對于提高我的思想修養(yǎng)具有重要意義。我在研究中領悟了中西人文精神發(fā)展的不同階段與不同走向，以及中西人文精神在現(xiàn)代交相融合的可能性，也體會到今天最圓滿的人文主義必須是中西會通的人文主義，以解除現(xiàn)代世界中的文化偏蔽。同時，我也審視了唐先生思想的矛盾，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開出現(xiàn)代科學與民主政治，我認為這僅僅是一種理想的創(chuàng)設，缺少歷史和現(xiàn)實的依據(jù)，并且還形成了文化批判精神的有限性。我的博士學位論文《道德理想主義的重建——唐君毅哲學研究》最終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完成（在此基礎上修改完成的書稿《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學的精神空間》由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再版），我備感中華文化走出封閉圈、走向世界的潮流已不可逆轉(zhuǎn)，毅然將自己的研究方向確定為比較新聞學和跨文化傳播研究，從此不再改變。
　　1996年，我第一次獲準主持教育部“九五”社會科學基金規(guī)劃項目“中西新聞傳播理論比較研究”。很快我就體會到這種比較的不對稱，把內(nèi)容一分為二，即西方新聞傳播理論研究和中國新聞傳播觀念研究。前一方面的系列成果表現(xiàn)為：《重建新聞客觀性原理》《大眾傳播與文化——丹尼斯?麥奎爾的“傳播—文化”觀評析》《比較與整合：西方新聞傳播學理論新動向》《西方新聞傳播理論表述的歷史與邏輯》《西方受眾理論評析》等；后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則主要集中于2001年出版的專著《20世紀中國新聞學和傳播學?應用新聞學卷》。
　　寫作《重建新聞客觀性原理》（《現(xiàn)代傳播》1999年第1期）不僅是因為發(fā)現(xiàn)新聞客觀性問題并未在西方新聞傳播理論中得到解決，存在很多悖論，還發(fā)現(xiàn)新聞傳播活動本來立足于自由、民主、理性、道德、市場、文化、技術等方面，但這些基礎在中國還沒有建設好，呈現(xiàn)出理論意義的迷失，新聞的客觀性問題就是其中一個方面。當時的哲學界正在熱烈討論精神交往、主體間性、解構(gòu)傳統(tǒng)哲學的主客二元對立等問題，我被這些討論吸引了，感覺這種觀念的轉(zhuǎn)向?qū)τ谛侣剛鞑パ芯慷�言具有重要意義，很自然地就把新聞客觀性的研究納入精神交往與主體間性的理論之中，并找到了重建新聞客觀性原理的基本路徑：新聞的客觀性原則植根于人的精神交往需要和人的社會性道德意識，即交往中的人們?yōu)榱司S持主體間的相互關系網(wǎng)，必然要形成一個使交往各方聯(lián)成一個共同體的道德準則紐帶，而客觀、公正、平等、自由等，即是這一道德準則紐帶中的重要一環(huán)；新聞的客觀性指向新聞傳播主體的理性的互動，這種理性的互動即是一種擺脫主體對客觀事實單面的符合、超越個體理性能力的限制與片面而達于“綜合的理性”的實踐活動。雖然這篇文章所提供的僅僅是一種理論的重建，但從這個研究中我開始真正意識到，傳播研究的根本意義不是對人類傳播現(xiàn)象的反映和概括，而是對人類傳播實踐的設計和開拓。如果我們只把自己當作人類傳播現(xiàn)象的“認識者”，我們就會停留于理解、分辨、總結(jié)，而如果我們在此基礎上還把自己當作“創(chuàng)造者”，我們就會進一步帶著“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問題，去設計和開拓我們所需要的傳播實踐。唯有如此，中國傳播研究才能表現(xiàn)應有的智慧。
　　同樣受到主體間性哲學的啟發(fā)，我在2001年的全國受眾研究會議上發(fā)表《西方受眾理論評析》（后刊登在《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這篇文章因觀點另類而受到廣泛關注。在學界時而流行貶抑受眾的論調(diào)，時而崇尚“受眾中心論”的情況下，我通過反思西方受眾理論，提出傳播者與受眾的關系根本不是傳播主體和傳播客體的關系，而是同一傳播活動中共生的兩個主體，要準確理解受眾，僅僅有文化批判眼光是不夠的，還必須回到主體與主體的傳播關系中，亦即在“主體間性”中把握受眾，從而改變了傳統(tǒng)受眾理論的單一視野。后來，在翻譯出版《受眾研究讀本》（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時，我以這篇文章為基礎，寫了近4萬字的序言，更加細致地評價了西方受眾理論，進一步指出，回到日常社會層面可能是激活受眾研究的良方，既可在理論上揚棄概念化、類型化的受眾，建構(gòu)為人而存在的主體間性傳播關系，又可在實踐上應對意識形態(tài)對人的宰制，消費主義所帶來的同質(zhì)化、單一化，把握受眾的真實存在。
　　作為世紀轉(zhuǎn)折點，2000年使總結(jié)20世紀新聞傳播發(fā)展的活動達到高潮，我也加入其中，完成了《20世紀中國新聞學和傳播學?應用新聞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為了設計和開拓新聞傳播實踐，我循著新聞業(yè)務的發(fā)展線索，以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發(fā)展以及媒介競爭為背景，匆匆瀏覽了中國新聞觀念的百年演變，試圖在歷史記憶的深處尋找中國新聞發(fā)展的生命，以證明那些“以新聞為業(yè)”的人的存在，發(fā)掘他們源于內(nèi)在生命體驗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創(chuàng)造活力。在為這本書寫后記的時候，我突然感悟到了新聞學和傳播學的終極問題：新聞傳播為何不自由？新聞傳播如何自由？并堅信在這一問題的牽領下，能一步步實現(xiàn)學術的超越。
　　進入21世紀以后，全球化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潮，當人們在分析媒介全球化而使全球化成為一種觀念、一種意識、一種認識方法時，思想前所未有地向世界敞開。在全球化思潮的裹挾之下，我把比較新聞學研究延伸到跨文化傳播領域，實際上是進入文化交往語境的比較研究。其中最幸運的事情是與法國學者歐梯也（Hugues Hotier）先生結(jié)成忘年之交，從2003年開始，我們往返于波爾多與武漢之間，共同主持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到2013年會議滿十周年之際，老先生動情地說，他已把兩地學術交流當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對我來說，會議就是一座無限延伸的“橋”，讓我通向思想的大觀園，親近智者的美麗心靈，呼吸學術的新鮮空氣。涵泳于東西方思想之際，追求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就成了我的一種信念。
　　根據(jù)我的理解，雖然跨文化傳播與傳播學都關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理解，但兩者看問題的角度迥異，傳播學注意的是大多數(shù)傳播發(fā)生在同質(zhì)的個體間，同質(zhì)傳播比異質(zhì)傳播更有影響，個體間的有效傳播導致知識、態(tài)度和行為的更大同質(zhì)，而跨文化傳播注意的是傳播在社會距離度不同的個體間發(fā)生，某類傳播在一段時間后變得相對穩(wěn)定，并由此表現(xiàn)了文化和社會結(jié)構(gòu)，其核心問題就是我們與他者如何交流的問題，這種問題直擊來自人類心靈深處的疑惑：在我心與他心之間，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在哪里？我把中西新聞比較研究看作尋找中西方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而跨文化傳播研究則是尋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這種充滿智慧的工作讓我感覺趣味無窮。
　　在跨文化傳播研究過程中，我深受美國傳播學家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啟發(fā)，認同他的一個觀點：交流的挑戰(zhàn)不是忠實于我們的地盤，而是對別人抱原諒的態(tài)度，他們不可能像我們看自己一樣來看我們。但是，我并不認為交流的無奈已使“我們能夠交流嗎”成為無意義的問題，只留下“我們能夠互相愛護，能夠公正而寬厚地彼此相待嗎”這樣的道德追問。2003年，我在第一次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上直面“跨文化傳播的基礎與障礙”這一問題，發(fā)現(xiàn)跨文化傳播首先來自人與人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文化陌生感，或者說，它就在有文化距離感的個體間發(fā)生。這時，跨文化傳播更多地表現(xiàn)出人類認識自我的需要、對新奇的需要、通過認識“他者”而擴大精神交往領域的需要，這些需要始終是跨文化傳播的內(nèi)在心理動因，并且構(gòu)成了人的跨文化特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妒ソ�(jīng)》里的巴別塔最終因耶和華對人類取代上帝統(tǒng)治天下的擔心而沒能修建成功，空留下“巴別塔”（Babel）的“混亂”之意。在當今世界，我們完全有智慧消解“混亂”之意，從多樣性的統(tǒng)一之中重建“巴別塔”，即重建一座跨越不同國家、民族、種族、宗教、語言、文化等多種不同因素，促進人與人之間能夠?qū)υ挷⑾嗷ダ斫獾摹鞍蛣e塔”。這種可能性深植于人類渴望交流、相互依賴的本性，它不取決于《圣經(jīng)》中的上帝，而取決于我們智慧的表現(xiàn)。這些都構(gòu)成了我在跨文化傳播方面的基本學術信念。
　　經(jīng)過長達十余年的研究，我在2010年完成《跨文化傳播的問題與可能性》（武漢大學出版社）一書，算是對自己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做了一個小結(jié)�；叵胝麄�寫作過程，自始至終深受“跨文化傳播如何可能”這一問題的折磨，常常感覺在學海漂流的絕望。好在“人類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那個彼岸一直在提醒著自己，要把對于交流的焦慮與不確定性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nèi)。為此，我首先考察了跨文化傳播的思想發(fā)展史，試圖從社會文化語境、跨文化問題的結(jié)構(gòu)性以及思想的相互關聯(lián)性、沖突性等層面，弄清楚人類對跨文化傳播問題的解決及其思想的限度。其次，我在廣泛體驗人類跨文化傳播實踐的基礎上，提煉出跨文化傳播的四大基本問題，即我能夠交流嗎？“我、我們與他們”的關系如何走向自由、平衡？文化的多樣性統(tǒng)一如何可能？如何面對媒介作為橋與溝的雙重文化角色？由此建立跨文化傳播的基本理論命題，即文化與傳播同構(gòu)、人是傳播關系的總和、他者是主體建構(gòu)自我意義的必備要素、跨文化傳播的基礎與障礙，形成跨文化傳播的基本思維路徑：把“我與他”的主客體思維轉(zhuǎn)換為“我與你”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思維；把主體間性轉(zhuǎn)換成文化間性，形成文化的互恵結(jié)構(gòu)，提高每一個個體超越自身和與其他文化互動的能力，從而建構(gòu)完整的自我意識；把文化互動建立在“從他者出發(fā)”的基礎上；從自由的文化多元主義層面建構(gòu)跨文化傳播的政治問題，即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和文化選擇權(quán)，反對把文化多樣性作為文化隔離和封閉的借口；把跨文化傳播當作一種實踐理性，尋找文化間的倫理融合，既尊重文化倫理的差異性、歷史性，又積極建構(gòu)文化倫理的多樣性互動關系；提供對他者文化的語境式理解以及文化間的可能聯(lián)系，揭示文化間的可能的沖突，在文化的構(gòu)連中建立動態(tài)的互動機制。其中，最有心得之處在于，面對多元文化主義的現(xiàn)實困境，分析了帶有美國觀念的“軟權(quán)力”（soft-power）的思想局限與現(xiàn)實沖突，提出了跨文化傳播的和諧理念，即跨文化傳播需要以文化間性（自由的、和諧的多元文化主義）和平等權(quán)力為政治基礎，從文化間性出發(fā)，可以對治差異所引發(fā)的偏見與社會分裂，消解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危機，而平等權(quán)力則可以使人把權(quán)力看作做事的、達到目標的特別是與人合作的能力，而且人在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實踐中有能力建構(gòu)這種政治可能性。
　　近幾年，我也深陷于“比較如何可能”的懷疑之中。因為從文化人類學的15種重要理論來看，確實是每一種理論都貫穿著比較，但每一種比較都是有限的，有些甚至產(chǎn)生了文化偏見。這對滿懷熱情從事中西新聞比較的我來說，堪比潑了一瓢冷水，并且形成了一個讓人糾結(jié)的問題：比較如何能超越比較者的局限性，超越“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的想象，應對人類新聞傳播活動的多元性與復雜性？思來想去的結(jié)果便是，正因為我們意識到人的有限性，以及這種有限性所形成的難以逾越的二元對立，才有了“比較如何可能”的疑問。換一個角度來看，也還是因為我們能意識到人的有限性，才能把比較作為日常生活實踐，通過接觸他者、了解他者、對話他者而認識自我、拓展自我視野。進一步地想一想，人的物質(zhì)交往與精神交往一步步擴展，人在交往過程之中一點點地擺脫地域性的存在，打破舊有的權(quán)力競爭關系，拓展自己的交往空間，又實實在在地演示了比較的可能性。簡言之，只要有人的物質(zhì)交往與精神交往實踐，就存在比較的可能性。然而，實踐具有不確定性，如何站在實踐的角度進行比較？我對這一疑問做了實踐哲學層面的解釋，即實踐的不確定性表現(xiàn)的是實踐標準的相對性、條件性，沉浸在具體的實踐情境之中可以避免比較的絕對化、非語境化。實踐哲學的一些基本理念會啟發(fā)我們的比較思維：其一，隨著實踐的發(fā)展，一般會逐步分化和產(chǎn)生出各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實踐形式以及相應產(chǎn)生的實踐職能的社會分化，我們由此會思考，新聞業(yè)這種獨立的實踐形式是如何從中西方分化出來的？又經(jīng)歷了怎樣的社會分化過程？其二，實踐活動就是要把實踐觀念具體化、現(xiàn)實化，在這個意義上，新聞觀念是如何在中西方新聞實踐中被具體化、現(xiàn)實化的？其三，一定的實踐方式綜合地反映著人類實踐活動的自覺性之高低、能動性之大小、社會性的發(fā)展程度，并決定著人類改造世界的深度。
　　馬上要進入“知天命”之年了，萬分慚愧的是，我對天命似乎一無所知，只是充滿敬畏。我好像已經(jīng)隸屬于“求解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的工作，并且自得其樂。如今的我不再是一個孤獨的漫步者，而是試圖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學者融合在一起，追求我所表述的一種“我們”的生存狀態(tài)：
　　我們是一群走在文化邊上的旅行者，夢想著文化間交流與理解的可能性。
　　我們是一群叮在現(xiàn)代性身上的牛虻，試圖以主體間性的思維解構(gòu)主體性的迷茫。
　　我們是一群漫游在學科邊緣的探尋者，堅信跨學科的研究會解放封閉的視域。
　　我們是一群超越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的新自由人，努力學習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思考。
　　我們是一群穿越媒介化社會的改革者，設想著把媒介變成無限延伸人類交流的橋梁。
　　我們是一群信仰對話與平等權(quán)力的實踐者，在跨文化的旅途尋找人類和諧共處的家園。
　　這些書生氣十足的想法看上去與現(xiàn)實格格不入，但對于時時需要克服焦慮與不確定性的我來說，是一種不可替代的自我安慰。我一直希望活在這種慰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