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2017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的公開數據，從1979年至2016年，中國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為9.6%；人均GDP從1978年的385元增加到2016年的53980元，增長了140余倍，按實際匯率計算超過8000美元，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2015年在世界銀行公布的219個國家（地區(qū)）中，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排名第96位，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由20世紀70年代末不足1%提高到近15%。不論人們是否同意用奇跡來概括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我們應該看到，對于一個有著世界1/5人口的大國，能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從近乎一窮二白的狀態(tài)，發(fā)展到接近中等發(fā)達國家的水平，這是一項不易實現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回顧和研究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特征、驅動力及結構變遷等問題，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

本前言將從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事實入手，簡要概述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內在邏輯，同時展示本書的基本內容和結構，以圖使讀者對全書有一個概貌。

探索中國式發(fā)展之路

圖1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對數值圖，該圖的直觀結果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基本上呈加速增長趨勢，而且該趨勢在近幾年有加快的跡象。是什么因素在推動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理論界有多種解釋，本書的大部分內容也從不同角度討論該問題。這里我們只揭示一個事實，即，高增長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一個新政權和一套新的國家發(fā)展方式的確立，社會主義體制的先行者給中國演示了計劃經濟體制在經濟落后國家實現趕超的可能性，而趕超正是近代中國所追求的夢想。如此環(huán)境，自然很快使中國經濟駛入了計劃經濟體制之軌。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實踐表明，這種經濟發(fā)展模式確實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從1952年至1977年，人均GDP從100元左右增長到340元，這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趕超是以犧牲個人福利的提高及扭曲經濟運行機制為代價的，趕超后勁不足是幾乎當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面臨的緊迫問題，如何實現可持續(xù)的高增長就成為改革要實現的主要目標。中國的改革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要遠晚于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進行改革的一些東歐國家。但從幾十年的經濟發(fā)展情況看，無疑中國的改革對社會福利改進效應最明顯，取得了改革與發(fā)展的雙贏，使趕超進程得以延續(xù)。

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問題的探討是國內理論界一個長盛不衰的熱門話題。計劃經濟時期，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者集中討論的是兩大部類和農輕重的相互關系問題，一個強調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另一個是平衡發(fā)展，但二者的思維模式是一樣的，即計劃安排和綜合平衡。改革開放后，從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入手，從1981年2月始，北京部分理論工作者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戰(zhàn)略座談會，直到1989年3月共舉辦了49次，這對中國經濟戰(zhàn)略制定產生了重大影響。理論界也出現了戰(zhàn)略熱，但戰(zhàn)略熱沒有引入更多新的經濟學方法，而是從現實出發(fā)，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給出更為完善的反思和探索。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更多實證研究和經濟增長理論的引入，現代經濟增長的研究范式被逐步引入，人們開始從結構分析的靜態(tài)研究轉向動態(tài)路徑分析的軌道，包括發(fā)展經濟學中的結構模型比較優(yōu)勢干中學等理論。隨著早年張培剛先生的論著再版、國際文獻的引入、《中國的奇跡》（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的出版，新的經濟研究范式開始為中國現實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服務。

為了探索中國長期經濟增長規(guī)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近年來對經濟發(fā)展的事實和理論進行了梳理。在總結發(fā)達國家、不發(fā)達國家及若干新興經濟體經濟發(fā)展史并進行理論分析的基礎上，課題組提出了一個貧困落后國家經濟趕超中產出增長的變動規(guī)律，其結果如圖2。圖中縱軸為人均GDP，橫軸為時間，中間的曲線為產出線，大致呈S狀。我們認為，一國從貧困走向富裕的路徑有規(guī)律存在（為了本書各章分析分析的需要，我們在圖2中將S形增長曲線又細分為馬爾薩斯均衡（貧困陷阱）、工業(yè)革命理論（或經濟趕超）、卡爾多典型事實下的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理論）、新經濟分叉（新增長理論）等若干與相關理論對應的階段；同時，針對有些國家經濟趕超失敗的事實，給出了一個中等收入陷阱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