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節(jié)選）
包偉民

最初戴建國先生跟我商量，計劃召集這次會議的時候，我提起了十多年前有一次王家范先生召集一些研究明清江南史的學者，在浙江海鹽的南北湖開座談會。開始王先生說我們就是聊聊天嘛，大家也很輕松，所以都去了。座談中，每人各自回憶自己是怎么介入明清江南研究這個學術領域，學術思想怎么變化演進，等等，其實就是梳理那個領域的學術史。會開完以后，老先生說大家講得很好，回去每人都寫一篇吧，大家這才發(fā)現(xiàn)都中了老先生的套路了。當然，后來就有了老先生主編的那本《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頗受學界好評。所以我就跟戴建國先生提了那個會的形式，覺得不錯。
但是就我本人來說，我來參加這次會議，是因為提交了那篇文章《近四十年遼宋夏金史研究學術回顧》。寫了那篇文章以后，我覺得經過四十年的發(fā)展，我們的確應該對學術史作一些梳理。通過對四十年來遼宋夏金史學術的回顧與反思，考慮怎么樣在此基礎上來提出新視角、新方法、新觀點，以期切實推進這個學術領域的研究水平。我們關于這個會議的思路就是這樣形成的。具體討論的議題都是戴建國先生提出來的，我覺得非常有針對性。
但是我覺得這次會議似乎意猶未盡，應該再來一次。再來一次也還是可以仿照王家范先生的那個做法。我們可以把參加人員限定在出生于50至60年代的學者，40年代也可以考慮。每一個人從個人角度來梳理自己是怎么進入這個領域的，進去的時候學界的情況是怎么樣的，怎樣發(fā)展演變，現(xiàn)在學界的情況和自己現(xiàn)在的認識水平又是怎么樣的。如果每個人都認真梳理自己個人的學術史，湊起來就可以形成一個學術漫談專集。我想起碼這個書是會受歡迎的。
為什么說要將參加者限定在五六十年代生的人呢，因為這一批學者的成長過程，就是在近四十年。這是我國史學發(fā)展極為重要的一個時段，我們應該梳理它。為什么要把老先生們都劃出去呢？當然不是說他們太老了，沒有能力作學術史回顧與反思了，而是因為四十年以前他們已經是成熟學者了。四十年來，我們這批人從當學生開始，到現(xiàn)在為止，可能對學術領域的變化更加敏感。這是我總結今天會議的第一個想法。這次會議我們有很多的成果，但是意猶未盡。
第二個想法：我們這次會有很多重要的議題，應該持續(xù)關注，尤其是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就是剛才我們討論的，由李華瑞先生提出來的關于唐宋變革論這一頁該不該翻過去的問題。剛才很多先生都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休息的時候何玉紅先生跟我說了一句話，我覺得很對。他認為不管我們用什么概念去替換它，恐怕效果都是一樣的。因為唐宋變革這個概念影響太大了，總覺得我們還是沿著這條路在走。任何總括一切的概念都可能存在片面性，社會演變的過程卻是多方位、多層次、多面相的，很難用一個概念歸納起來。所以目前階段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我們干脆不再追求一個新的總括一切的概念。至于唐宋變革論，大家把它淡化也就是了。
歷史既有變化也有延續(xù)，譬如耿元驪先生就說從唐到宋土地制度沒有變化。這個變化是否存在暫且不論，總之我們以前確實過分強調歷史的變革，把它的延續(xù)性給忽略了。這也是我寫《宋代城市史》結論時想到的。其實歷史的延續(xù)相當重要，甚至可以說，變化總是局部的，延續(xù)才是主要面相。我們不能僅從一個角度去觀察歷史。
跟這個有關的，就是戴建國先生提出來的，我們對社會上流傳的一些熱門話題得做出回應。我想起一件跟這個有關的事情，現(xiàn)在的大眾傳媒，經常傳一些關于宋代歷史的熱門話題，有一些我們沒必要關注，有一些還真應該做出正面回答，讓一般讀者覺得歷史學者能力不足倒還不要緊，如果讓不當?shù)恼f法誤導了人們對我國歷史的認識，就不太好。那就是燕永成先生說的關于史學普及的問題。
譬如說關于宋代GDP的問題，盡管現(xiàn)在傳播它的多半都是一些不明所以的記者和那些網絡寫手，但最初提出的人，雖然我們覺得他很外行，但他是學界的人，一個外國人。魏峰先生寫了一篇文章，我覺得基本的問題已經講清楚了。但是這種客觀論述的文章，根本不受大家歡迎。前兩天有人告訴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一個節(jié)目，說宋朝的GDP占全世界的75%，我覺得像這樣的話題我們應該有認真的回應，要刷存在感。這兩天有經濟學家說從宋代開始我們的GDP就走下坡路了，不但沒有占多數(shù)，反而占少數(shù)了。我這兩天正請學生收集資料，看能不能作一些回應。其實他們的主要觀點就是人口決定論，人口增長，人均就減少了。但是他們用的基本數(shù)據(jù)可以說百分之百的錯誤。具體如何回應他們是另外一回事，總之我覺得作為學界中人，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定的責任感。
第二，也是容易提出、卻不容易回應的一個問題：大宋史怎樣入手？鄧廣銘先生提出的這個概念，當然極為重要，但是真正做起來很不容易。不過我想所謂大宋史，恐怕并不是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非要同時做遼宋夏金史的專題研究，身兼數(shù)職，這不現(xiàn)實，也沒有必要。鄧先生提出這個概念的落腳點，在于我們要從一個全局眼光來看問題。你可以討論宋朝的一個很小的專題，但是不要局限于宋朝的視野，你要考慮到當時幾個不同政權同時并存、相互角逐的大格局，這樣一來，你的眼光可能就會不一樣。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譬如說討論中國女人為什么從宋代開始纏足，伊佩霞教授（Patricia Buckley Ebrey）對此有個解釋，她認為當時中原地區(qū)漢人在遼、夏、金等政權的壓力之下，為了顯示自己比他們更加有文化，女人就要顯得更加纖弱，不能跟北方的那些蠻夷學，得跟他們拉開距離。從某種角度講，纏足就具有讓女人顯得更加纖弱的功能。這個說法能否成立姑且不論，但她這個解釋是從幾個政權角逐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了，與傳統(tǒng)的僅從程朱理學限制婦女的思路去論述不一樣。所謂角度就是一種視野，這么說來，所謂大宋史的理念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是我們這次會議討論的第二個比較集中的話題。這是一個很有意義、但也是比較困難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