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黨圣元

陳彥輝教授的新著《周代銅器銘文的文學研究》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前不久彥輝傳來書稿，讓我寫個序。如果是出于專業(yè)方面的考慮，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答應寫這個序的。本來，顧炎武就有人之患在好為人序之說，故作序之事，最好是能避則盡量避之。而更為嚴重的是在銘文研究方面，我連最起碼的知識也沒有，是一個完全的行外之人，就專業(yè)而言根本沒有為本著寫序和評說的資格。然而，我又答應了。這是因為2006年彥輝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博士后流動站做博士后研究，我是他的合作導師，本著就是他在博士后出站科研報告基礎上經(jīng)多年的繼續(xù)研究和反復打磨而來的；如果再往前追溯，2005年他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時，我忝列答辯委員會主席。因此，從這兩方面講，我都無法回拒彥輝的要求，于是便只能好為人序一回，硬著頭皮來寫這個序。
陳彥輝多年來一直在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執(zhí)教，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兩漢文學領域，有《春秋辭令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等著作出版，并且發(fā)表有《商周青銅銘文文體論》《春秋辭令歷史意識論析》《〈左傳〉其失也巫辨析》等數(shù)十篇學術論文，在學術研究和教學兩個方面都成就斐然，是一位相當有潛力的學者。從事先秦文學研究，需要有過硬的學術功夫，需要有文學、古史、文字學、文獻學、經(jīng)學等方面的綜合學養(yǎng)，彥輝在這些方面都接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他在先秦兩漢文學領域耕耘多年并且取得較好的成績，正與此密切相關。
彥輝的這本新著，系從文學的層面專門研究周代銅器銘文，書的前兩章分別對周代銅器銘文發(fā)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文體流別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闡發(fā)，其后的四章分別對周代銅器銘文中所見當時的冊命、祝嘏、訓誥、記事等銘文文體的體制、特征、類別、敘事及其演變進行梳理和分析，結語部分則對先秦銅器銘文之文體要素和文化屬性作了總結和歸納。由此可見，陳彥輝的這部著作是對銅器銘文的文學研究，而重點又放在銅器銘文的文體形態(tài)之考釋方面。我認為，這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史尤其是先秦兩漢文學史研究，以及對于中國古代文體形態(tài)和生成演變研究，均屬于探溯源頭性質(zhì)的工作，可以開辟拓展周代文學研究的范圍，并且為先秦文學史的研究和書寫提供新的文本對象。同時，以銅器銘文為文本對象而對其文體式樣和體制特點進行分析闡發(fā)，對于中國早期的文體形態(tài)及文章體用關系之探究和考釋，對于我們認識《五經(jīng)》之外的文章淵藪，還原性研究中國早期文體形態(tài)和文章體用關系，更是大有裨益。因此，我又認為，陳彥輝在該書中所為，實際上是在做中華文章、中華文脈探源性質(zhì)的工作。
甲骨文、金文、簡帛文獻研究都是非常艱深的學問，而對于銅器銘文的文學、文體研究，除了艱深而外，更存在著既有的文學、文學史、文體研究之知識工具與研究對象之間如何對接與適應的問題。對于銘文文本的文學研究而言，當然說文首先需解字，但是僅僅解字是代替不了說文的，而說文太過則又不及。所以，這種由研究對象之特殊性所決定了的艱深的研究，弄得不好很可能陷于猶如《周易·大壯》羝羊觸藩，羸其角那樣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這恐怕也是學界較為少見對甲骨文、金文進行文學和文體層面的系統(tǒng)性研究之緣由所在吧。但是，由于陳彥輝在這方面有長期的學術準備與積累，他才有勇氣做這個非常具有開拓性和挑戰(zhàn)性的研究，并且在分析闡發(fā)時言語分寸掌握的也是比較合度的。對此，我是非常欽佩的。
當然，該著中一定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只是因為我自己沒有這方面研究的學識，暫時不能有所發(fā)現(xiàn)并展開商討，這個工作需要懂行的專家們來做。這本書對于陳彥輝而言，應該還只是他研究周代銅器銘文之文學、文體問題的一個開端，我相信，更加全面、系統(tǒng)、深入和更加謹嚴、整飭、精細的研究成果還有待于他在今后的研究中努力實現(xiàn)之。
學術研究本為孤寂之事，從事上古文史方面的研究，更是需要素心孤寂、孤寂素心，只有在長期的、連續(xù)而不中斷的并且是苦心孤詣般的研究修煉中，才能有所發(fā)見、有所新創(chuàng)，而那些工作中的庶務、雜務，往往使人受困其間而觸藩羸角。對此，我是深有一番感觸的。彥輝正值青壯之年，多年的學術歷練使他知道什么樣的學問才是好的學問，知道如何下苦功才能做出好的學問。所以，我相信他今后關于周代銘文文學和文體研究的成果，將更具學術深度和廣度，更顯學術氣象，更具學術工匠精神，對此我充滿著期待。

2019年11月26日于京西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