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一天，吳敬璉老師告訴我，由薛暮橋、劉國光和他本人，打算發(fā)起成立一個編委會，組織編寫一套總題目叫“改革面向新世紀”的叢書，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說，這套叢書，主要想請一些在黨政機關經濟部門和研究咨詢機構工作、既親身參加了近年來的改革實踐、又有一定專業(yè)理論素養(yǎng)的中青年同志來寫；叢書的內容，主要是對我國改革經濟體制的必要性、改革的背景、改革的進程和已經取得的成就、當前改革面臨的突出問題，以及對我國在邁向新世紀進程中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設想等，分若干領域作比較系統(tǒng)的論述�？偟囊�求，就是對我國已歷時十五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回顧過去、總結當下、展望未來，為下一階段乃至進入新世紀的改革和發(fā)展，在思想理論和政策措施方面提供一定的參考意見。吳老師當時對我講，在初步考慮的若干專題中，想讓我來承擔關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這一專題的撰寫。當時我在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工作，在此前的十多年中，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等機構，一直從事著我國農村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研究，并參與了黨和國家指導農村改革發(fā)展的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聽了吳老師關于對這套叢書的設想和要求，我想，改革已近十五年了，編寫這樣一套叢書，無論對于促進改革思想、理論的交流和發(fā)展，還是梳理自己參與改革實踐的收獲和感悟，確實都是既有必要也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就斗膽應允了下來。但真開始提筆寫了，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對整個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無論在實踐經驗方面還是在理論概括方面，顯然都還缺乏必要的功力。于是，這本十六七萬字的小冊子，我磕磕絆絆地寫了一年多才算完稿。由于時間拖得太長了，使得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楊素芳同志幾次三番地打電話來催稿，最后她是在1993年底冒著嚴寒，專程從天津趕到北京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我的辦公室來取走的稿子。所以，可以說，這是一本在我力不從心的條件下才勉強完成的小冊子。但不管怎么樣，書稿總算是在1993年12月底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書稿出版后的第五年，即1998年的夏天，吳敬璉老師找到我，說是讓我給他再找?guī)妆具@個小冊子，他打算聯(lián)系幾位學者一起將這本書向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評審委員會推薦評獎。我當時心里直打鼓。雖然此前我也曾獲得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但那都是論文獎，有的還是與人合著的，這次要申報著作獎，能夠格嗎？吳老師對我講了他的想法：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已定于1998年10月召開，而擬提交全會審議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yè)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已經發(fā)出了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的范圍，包括黨員領導干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和部分專家學者等，吳老師和其他一些專家學者已經知曉了這個決定的內容，他們感到，《中國農村改革：回顧與展望》這本小冊子，在對農業(yè)為何更適合于家庭經營，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與實行農業(yè)家庭承包經營為何并不矛盾，為什么說農業(yè)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長期堅持并不斷完善的基本經營制度等問題的論述，為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起草提供了可資參考的理論分析和政策建議，同時，對于在理論上充實人們對改革后形成的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認識，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吳老師他們認為，在經歷了近五年的實踐檢驗之后，這本小冊子應該是具備了申報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條件。我當時作為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組工作班子的成員，一方面為這個重要文件能夠吸納包括我在內的眾多從事農村改革發(fā)展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的思想理論成果感到由衷高興，另一方面，也深感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必須吸引更多的有識之士來關注和研究中國的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而這本小冊子參與評審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過程，應該是使“三農”問題更為引起理論和政策研究界關注的途徑之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農村改革：回顧和展望》獲得了第八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著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