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變異學對中外文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一﹑后現代主義視域下的“差異性”
對“差異性”（difference）的關注是當今世界主流文學批評的主要特點。在后現代主義產生之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都是對事物終極性和同質性進行探索和研究�！艾F代主義雖然理論觀點不同，但它們并沒有脫離傳統(tǒng)的對總體性、本質、起源、中心、真理、深度的追求，它們每一種理論都有自己的中心，都在某一階段成為一種權威理論�！�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1968年，法國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反政府學生運動。這場學生運動不僅成為法國思想界的重要轉折點，也成為西方學術界拉開后現代主義大幕的重要契機�！昂蟋F代主義則否定某一理論的權威性，否定二元對立的模式，對追求統(tǒng)一性的傳統(tǒng)理論、傳統(tǒng)文化進行消解。解構主義在這方面的特點十分突出。”在研究方向上，后現代主義也轉變?yōu)閷κ挛锓墙K極性和差異性的追求，這也是對結構主義的正面反駁和顛覆。
作為解構主義的開創(chuàng)者，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不僅對西方傳統(tǒng)邏各斯中心主義進行了批判，對文本中心提出了質疑，還對傳統(tǒng)哲學和文學的二元對立進行了解構。1967年，德里達出版了《論文字學》。在這本著作中，德里達對從古至今的西方所有形而上學思想進行了仔細分析和嚴厲批評，并建立了一種新的人文研究工具——解構。從此以后，“解構”這個概念被許多學科采用，并發(fā)展成后現代主義最重要的哲學思想——“解構主義”（deconstructivism）。而德里達的《論文字學》被認為是解構主義的基本文本。“解構主義”思想的創(chuàng)立使德里達一夜之間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作為后現代主義的急先鋒，“解構主義”一直到今天都沒有失去其激進性和爆發(fā)力。
在西方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思想當中，人們總是堅信有一種存在于語言以外的宇宙精神，生生不息地支配著自然與社會的進展。這就是所謂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哲學的古典形而上學傳統(tǒng)影響了某種確定的語言概念，從而塑造了那個時代的中心主義語言文字觀——在語言與文字的二元對立中，語言被確立為中心和本質，它必然優(yōu)于文字，并被文字所依賴。這一觀點，被德里達指責為“形而上學語言中心主義”。索緒爾（Saussure）、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盧梭（Rousseau）等思想家都展示了邏各斯中心主義如何將話語作為表達真理的場所來尊崇，并將書寫視為危險的騙局來拒斥。而作為解構主義的重要先驅，德里達則認為這個想法必須顛倒過來。
作為解構主義的先驅，德里達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就從“形而上學語言中心主義”開始，因為語言和語音中心主義就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一種變體。他顛覆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名詞，如“Déconstruction”（解構）、“Différance”（異延）及“Trace”（痕跡）等。除了“解構”直接作為德里達新哲學思想的代名詞之外，“異延”也是德里達自創(chuàng)的一個重要新名詞。這個詞來自法語動詞“différer”，并且是“différer”拼錯了的名詞形式。之所以故意創(chuàng)作這樣一個拼寫錯誤的詞，德里達是希望人們一看到它就會想起那個正確的術語“différence”（差異）。德里達解釋說，在這個詞中故意用錯誤的拼寫“�瞐nce”代替正確的拼寫“�瞖nce”，是為了表示法語動詞“différer”所包含的“差異”和“延緩”雙重意義的融合。這個詞的雙重意義具體包括以下兩點：第一，一個文本提供的具有意義的“效果”（effect），該意義是“差異”（différence）的產物；第二，由于所提供的這一意義永遠不可能停留在一個實際的“在場”（présence）（或一個獨立于語言之外的現實之中，德里達稱之為“超驗所指”），其意義的確定便在由語言的一種解釋向另一種解釋的運動或“游戲”（play）中被延緩了。德里達把這種延緩稱為“一種無窮盡的回歸”。德里達強調，這個新造詞與正確詞之間的“差異”恰恰強調了該詞的特異性。換句話說，“it is difference that makes possible the meaning whose possibility (as a decidable meaning) it necessarily baffles.” ［正是差異才使得意義成為可能，它必然要阻礙這種（作為一種可確定意義的）可能性。］因此，盡管“異延”和“差異”這兩個詞所表達的意思是不一樣的（“差異”表現的是空間上的差別，而“異延”則要表現意義的表達在時間之流中被不斷延擱的過程），但是“異延”代表了一切“差異”的根本特征。因此，“異延”也包含全部“差異”。異延存在于一切在場、實在與存在之中，在顛覆現有的結構中呈現自己的存在。在空間上“異延”表示差異，在時間上“異延”表示延擱，所以“異延”是不確定的。就像“撒播”一樣，“異延”是隨意和無目的性的�？傊�，沒有中心的“異延”不僅解構了“結構”，而且表達了德里達解構主義最典型的哲學思想。
深受德里達哲學思想影響的法國學者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1929—2016)曾擔任耶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他與其他三位同樣就職于耶魯大學的學者一起，運用解構主義理論對歐美文學進行分析與批評。他們四個人所組成的解構主義批評小組被稱為“耶魯學派”。杰弗里·哈特曼撰寫了大量富有探索精神的論文，全面發(fā)展了解構主義批評理論。他是法國式解構思想在美國最初的發(fā)揚者之一，其解構主義批評理論與德里達一脈相承，特別是對解構主義的不確定性理論的繼承。杰弗里·哈特曼也強調“語詞符號的意義并不是由它們自身規(guī)定的，而是依賴于其他的詞，即在與別的符號的差異中獲得自己的規(guī)定性。這使得語言成為一個巨大的、錯綜復雜的網絡，在語言的實際運用中，不僅需要根據上下文來確定某個語詞的意義，而且需要與全部的語言聯(lián)系起來，才能最終完成語詞意義的確定，而這實際上意味著無法確定�！逼渲�，杰弗里·哈特曼所提到的“差異”和德里達所說的“多義性”（Polysemy），以及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所說的“歧義”（ambiguity）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
英國文化研究伯明翰學派“伯明翰學派”指的是一系列迥異于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研究，這種研究更關注大眾文化、青少年亞文化等，更多考慮性別、年齡、種族等文化政治因素，從而使文化研究與實際的社會政治運動結合起來。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發(fā)展經歷了三個時代:霍加特時代、霍爾時代和后霍爾時代�；艏犹貢r代的文化研究受制于舊有的文學-文化傳統(tǒng)，具有較強的文化主義思想傳統(tǒng)色彩;霍爾時代是不斷理論化的時代，其間霍爾等人通過發(fā)行《文化研究工作論文》（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建立出版企業(yè)等措施，實現了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的飛躍，完成了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形塑;后霍爾時代是文化研究群雄逐鹿的時代，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影響卻不斷擴散，引發(fā)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文化轉向。的代表人物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1932—2014）將哲學認識論中的“representation”（再現) 轉變成文化研究與符號學相融合的“representation”（表征)�；魻栐噲D用新概念“表征”去代替舊概念“再現”，從而形成一種文化上的轉向。作為20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新左派知識分子，霍爾出版過一本代表性著作：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
在這本重要的學術論著中，霍爾專門用了一節(jié)的篇幅來說明“差異”的重要性。一開始，霍爾就指出了“差異”（difference）問題在當今文化前沿研究中越來越重要的地位：“Questions of ′difference′ have come to the fore in cultural studies in recent decades and been addressed in different ways by different disciplines.”（“差異”問題在近幾十年來的文化研究中日益凸顯，并在不同學科中以不同的方式被探討。）接下來，霍爾從語言學、社會學、文化和心理四個層面分別對“差異”進行了解釋。
首先，在語言學層面，霍爾認為：“The main argument advanced here is that ′difference′ matters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to meaning; without it，meaning could not exist.”（這里提出的主要論點是“差異”很重要，因為它對意義至關重要；沒有它，意義就不可能存在。）因此，霍爾小結道：“So meaning depend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pposites�薄保ㄋ�以意義取決于兩個對立面的差異。）
其次，霍爾還指出：“The argument here is that we need ′difference′ because we can only construct meaning through a dialogue with the ′Other′.”（這里的論點是我們需要“差異”，因為我們只能通過與“他者”的對話來構建意義。）霍爾對產生“差異”的對立面“他者”也給出了十分重要的評價：“Meaning arises throug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in any dialogue.The ′Other′，in short，is essential to meaning.”（在任何對話中，意義都是通過參與者之間的“差異”而產生的。簡而言之，“他者”是意義的本質。）可見，霍爾認為單純的獨立體是不可能產生實際意義的。意義的產生只能夠依賴各種各樣“參與者”之間的“差異”。
再次，霍爾延續(xù)了保羅·杜蓋伊(Paul du Gay)和自己在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文化身份問題研究》）一書中的觀點，從人類學的層面對“差異”的重要性進行了分析與闡釋。他強調道：“The argument here is that culture depends on giving things meaning by assigning them to different positions within a classificatory system.The marking of ′difference′ is thus the basis of that symbolic order which we call culture.”（這里的論點是，文化依賴于賦予事物意義，這是通過將事物分配到一個分類系統(tǒng)中的不同位置來實現的。因此，標記“差異”就是我們稱之為文化的符號秩序的基礎。）霍爾一再強調差異是文化的根本，而離開了差異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這個觀點在人類學中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點。并且，霍爾還進一步指出了“差異”與符號邊界、符號中心、社會邊緣和文化秩序的相互制衡關系：“According to this argument，then，symbolic boundaries are central to all culture.Marking ′difference′ leads us，symbolically，to close ranks，shore up culture and to stigmatize and expel anything which is defined as impure，abnormal.However，paradoxically，it also makes ′difference′ powerful，strangely attractive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forbidden，taboo，threatening to cultural order.Thus，′what is socially peripheral is often symbolically centred′(Babcock，1978，p.32).”［那么，根據這個論點，符號邊界是所有文化的中心。標記“差異”象征性地引導我們團結一致，支持文化，并對任何被定義為不純潔的、無道德的東西進行污蔑和驅逐。然而，矛盾的是，它也使“差異”強大，意外地會吸引人，恰恰因為它是被禁止的、禁忌的，威脅到文化秩序。因此，“社會邊緣的東西往往是符號的中心”（Babcock，1978，第32頁)。］
之后，霍爾還對心理生活中的“差異”進行了關注，并從精神分析學的層面對“差異”進行了探索。他指出，個人主體性的出現和自我意識的形成，需要參照“他者”身上的“差異”。例如，男孩之所以會意識到自己是男孩，是由于他意識到與女孩的“差異”所在。人類的主體性依賴于人類與具有“差異性”的他者的各種無意識關系。
在最后的小結中，霍爾對“差異”概念進行了特別說明——以上這些在語言學、社會學、文化學和心理學層面的各種“差異”并無輕重之分。“差異”可能在任何一個學科中出現，也可能成為任何一個學科的關鍵因素。因為“差異”分別存在于很不相同的學科或層次中，所以這些學科中的“差異”并不會相互排斥，也并不會有好壞之分�！安町悺痹趯W術研究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視：“First，from many different directions，and within many different disciplines，this question of ′difference′ and ′otherness′ has come to play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首先，從許多不同的方向，在許多不同的學科中，“差異”和“他者”的問題發(fā)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霍爾還特別對“差異”的雙面性進行了補充：“Secondly，′difference′ is ambivalent.It can b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盜t is both necessary for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the forma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for social identities and a subjective sense of the self as a sexed subject — and at the same time，it is threatening，a site of danger，of negative feelings.”（其次，“差異”是矛盾的。它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負的。它對于意義的產生、語言和文化的形成、對于社會身份和作為性主題的自我主觀感覺都是必要的，同時，它也具有威脅性，是一個危險的所在，也是負面情緒的所在之處。）
綜上所述，目前的西方學術思潮發(fā)展都有著一個相似的導向和趨勢——從傳統(tǒng)的對“真理”的刨根問底、對事物終極性的不懈追求、對相同事物的趨之若鶩，轉向對事物之間非本質的、非終極性的和差異性的關注。后現代解構主義學者們紛紛開始研究起各個不同學科范疇中的“差異”現象。這是一個值得所有人注意的當今西方學術思潮的重大轉向。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在上述西方哲學術語中出現的“他者”（otherness），其實在中文中也常被翻譯為“差異性”。后現代學者們不僅用語言學中所存在的“差異”和“差異性”來對西方傳統(tǒng)的中心主義語言學進行顛覆和消解，還在除語言學以外的各種學科中對不同層面、不同形態(tài)和不同外延的“差異”進行了探索和研究�！安町悺焙汀安町愋浴背蔀楹蟋F代主義，特別是解構主義的一把利刃，也成為迄今為止計算機網絡時代的創(chuàng)新工具。西方學者們從傳統(tǒng)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轉向對“差異”和“差異性”的關注與重視，也使得很多傳統(tǒng)學科走出了學科自身發(fā)展的困境�？梢�，事物之間的“差異性”可以讓發(fā)展緩慢甚至停滯的學科迎來一輪新的發(fā)展契機。因此，這個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的重大研究轉向給中國比較文學的發(fā)展帶來了新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