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人民文學出版社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建社之初即致力于外國文學名著出版，延請國內(nèi)一流學者論證選題，優(yōu)選專長譯者擔綱翻譯，先后出版了“外國文學名著叢書”“世界文學名著文庫”“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名著名譯插圖本”等大型叢書和外國著名作家的文集、選集等，這些作品得到了幾代讀者的認可。豐子愷、朱生豪、傅雷、楊絳、汝龍、梅益、葉君健等翻譯家，以優(yōu)美傳神的譯文，再現(xiàn)了原著風格，為這些不朽之作增添了色彩。

2015年，精裝本“名著名譯叢書”出版，繼續(xù)得到讀者肯定。為了惠及更多讀者，我們推出平裝版“插圖本名著名譯叢書”，配以古斯塔夫·多雷、約翰·吉爾伯特、喬治·克魯克香克、托尼·若阿諾、弗朗茨·施塔森等各國插畫家的精彩插圖，同時錄制了有聲書。衷心希望新一代讀者朋友能喜愛這套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1月��

前言

一位業(yè)余作家，僅憑兩部劇作便在文學史上享有不朽的聲名，這樣的天才為數(shù)是不多的，博馬舍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喜劇《塞維勒的理發(fā)師》（1775）、《費加羅的婚禮》（1778）和《有罪的母親》（1797）是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戲劇領域的最佳成果，特別是他所塑造的第三等級代表人物費加羅的形象，已作為世界文學中的著名典型而遐邇聞名。

博馬舍原名奧古斯特·卡�。�1732—1799），出身于巴黎的一個鐘表匠家庭。他精力充沛、聰明過人，雖然沒有受過正規(guī)教育，但自幼酷愛讀書，博聞強記，知識相當豐富。他十三歲輟學，隨父親學鐘表制造手藝，二十歲時發(fā)明了一種重要的鐘表零件，獲得法國科學院的認可和表彰，隨即被聘為王室鐘表師。不久，他演奏豎琴和橫笛的才能受到公主們的賞識，又被聘為公主們的音樂教師。與此同時，他利用和宮廷的往來關系，與著名金融家帕里斯·杜維爾奈合伙經(jīng)商，很快在金融界、企業(yè)界嶄露頭角，成為富翁。一七六一年，他花巨款購得王室書記官職位，并改用貴族姓氏博馬舍。

雖說無論在宮廷還是在資產(chǎn)階級圈內(nèi)，精明能干、多才多藝的博馬舍都顯得頗為春風得意，但封建社會無情的等級觀念，仍然時刻提醒他：自己在貴人們眼中只不過是個出身微賤的仆人。一次，一位廷臣當眾恥笑他的鐘表匠出身；又一次，肖納公爵為情婦向他尋釁，并用“空白拘票”將他關進監(jiān)獄；……凡此種種，使博馬舍對貴族社會和封建等級制度的反感日益加深。一七七年，他的合伙人杜維爾奈去世，其繼承人拉布拉什伯爵拒不承認死者對博馬舍的債務，反制造謠言，控告他偽造證件。這場官司弄得博馬舍幾乎傾家蕩產(chǎn)、身敗名裂。但他不肯服輸，決心訴諸輿論。一七七三和一七七四年，他連續(xù)發(fā)表四篇《備忘錄》，公布了訴訟的全過程，對司法當局的黑暗腐敗作了徹底揭露。這四篇《備忘錄》顯示了他的文學才能，他刻畫性格，描寫場景，寫得辛辣幽默，生動有趣，博得伏爾泰的激賞。伏爾泰稱贊他的《備忘錄》“比任何一部喜劇都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劇更動人”。《備忘錄》不僅在巴黎而且在外省乃至歐洲引起了轟動，博馬舍終于在輿論支持下取得了勝利。

博馬舍的思想與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人文主義思潮一脈相承，他熱愛拉伯雷的著作，深深敬仰拉伯雷挑戰(zhàn)中世紀傳統(tǒng)觀念及經(jīng)院哲學的勇氣和戰(zhàn)斗精神。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特別是天賦人權的觀念，同樣對他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他畢生都在以行動來捍衛(wèi)人格的尊嚴與獨立，且以自己的成就證明第三等級的平民在聰明才智上大大優(yōu)越于貴族階級的大人先生。博馬舍自稱是伏爾泰和狄德羅的學生，盛贊《百科全書》是一部大無畏的不朽巨著。在文學上，他是最先對狄德羅的市民劇理論表示響應的人。一七六七年，他依據(jù)狄德羅的理論創(chuàng)作了正劇《歐也妮》，并在該劇序文《論正劇》中旗幟鮮明地支持了狄德羅所創(chuàng)立的這一介乎英雄悲劇和愉快喜劇之間的新劇種。一七七年，他寫了第二部正劇《兩朋友》。這兩部正劇均以批判貴族階級的腐化墮落、歌頌市民階級的美德為主旨，但因劇情和人物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礎，臺詞充斥過多的說教，藝術上未獲得成功。不過，一七七至一七七四年間博馬舍和司法當局的較量大大磨礪了他的思想，鍛煉了他的寫作能力，同時也給他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新的生機，其直接成果便是《塞維勒的理發(fā)師》和《費加羅的婚禮》的面世。

《塞維勒的理發(fā)師》又名《防不勝防》，最初是歌劇，于一七七二年改寫成五幕喜劇，劇情顯然脫胎于莫里哀的《太太學堂》，而貫穿全劇的則是啟蒙時代的平等意識和人權思想。女主人公羅絲娜已不同于《太太學堂》中幼稚無知的阿涅絲，而是一個向往自由、不甘心受奴役、自覺地為婚姻自主權而斗爭的女性。尤其是劇中的主導人物費加羅，完全是一個已開始覺醒的、充滿活力的法國第三等級的代表。他聰明機智、樂觀自信，是巴汝奇、司卡潘一類平民形象的豐富和發(fā)展。為了生存，他從事過不知多少行業(yè)：貴族老爺?shù)母�班、養(yǎng)馬場的獸醫(yī)、寫喜劇辦刊物的文人、賭場老板、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和理發(fā)師……在為生存而奮斗的過程中，他嘗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增長了知識和才干，也洞察了世態(tài)人情，從而對社會有了深刻的剖析與批判。博馬舍將自己的生活感受融入費加羅的感受之中，凝成了無數(shù)犀利俏皮、精妙絕倫的臺詞與對白，諸如“我忙于歡笑，怕的是有時逼得我不得不哭”；“我相信只要大人物不來傷害我們，就等于對我們施恩了”；當阿勒瑪維華伯爵說他懶惰、荒唐時，他針鋒相對地回答：“照你們對仆人要求的品德，大人，您見過多少主人配當仆役的？”劇中巴齊勒關于造謠的一段著名臺詞，總結了飽受造謠中傷之苦的博馬舍的痛苦經(jīng)歷，已成為后人經(jīng)常引用的文學典故。《塞維勒的理發(fā)師》原定于一七七三年二月上演，因博馬舍得罪肖納公爵，被捕入獄，演出擱淺。一七七四年，劇團重新開始排練，適逢博馬舍的第四篇《備忘錄》發(fā)表，當局視他若洪水猛獸，其劇作當然也被宣布禁演。直到一七七五年路易十五去世后，《塞》劇才在法蘭西喜劇院演出，且大獲成功。博馬舍明白，《塞》劇的勝利，首先是費加羅的勝利。于是他決心創(chuàng)作費加羅系列，讓費加羅在舞臺上繼續(xù)亮相。

一七七八年，他寫出了直接抨擊封建主特權的五幕喜劇《費加羅的婚禮》。在這部喜劇里，阿勒瑪維華伯爵成為荒淫腐朽的大封建主的代表，試圖恢復他原已聲明放棄的領主初夜權。為了抵制這種侮辱人的特權，捍衛(wèi)人的尊嚴，費加羅和他的未婚妻蘇珊娜表現(xiàn)出卓越的智慧和大無畏的勇氣。伯爵夫人為了自身的利益，和他們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原來和他們作對的霸爾多洛、馬爾斯琳、安東尼奧、巴齊勒等人，最后也被爭取到他們一邊。全劇以費加羅的勝利和伯爵的慘敗告終�！顿M加羅的婚禮》又名《狂歡的一日》，突出了平民戰(zhàn)勝貴族、老爺輸給仆人的主題。

比起《塞維勒的理發(fā)師》，《費加羅的婚禮》顯然具有更加鮮明的革命色彩，頗能反映法國大革命前夕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第五幕中費加羅的一段獨白，正是平民階層的不平之鳴，也是對封建社會的全面指控。在他眼里，貴族根本沒什么了不起，他們只不過“在走出娘胎時使過些力氣”，憑什么生下來便擁有一切，憑什么配有這么多享受？而他自己“單為生活而不得不施展的學問和手腕，就比一百年來用以統(tǒng)治全西班牙的還要多”。他學化學、學制藥、學外科，結果只當上獸醫(yī)；他寫喜劇，因批評了土耳其王爺，劇本便被焚毀；他寫了一篇論貨幣的文章，便被關進巴士底獄；他辦刊物，不久就在同行的傾軋中被取締……他形容所謂的出版自由：“只要不談當局，不談宗教，不談政治，不談道德，不談當權人物，不談有聲望的團體，不談歌劇院，不談任何一個有點小小地位的人，經(jīng)過兩三位檢查員的檢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他點評政治：指出政治和陰謀“像孿生姐妹”，“收錢、拿錢、要錢”，就是“當政客的秘訣”；他指責司法“對大人物寬容，對小人物嚴厲”，他描寫執(zhí)掌印綬的大法官昏庸無能、貪贓枉法，只能充當費加羅們嘲笑的對象。

不言而喻，這樣一部長人民志氣、滅貴族威風的劇作，當時要搬上舞臺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博馬舍在障礙面前從不退縮，為沖破禁令、取得上演的權利，他整整斗爭了六年。他去各個沙龍朗讀劇本，在街頭巷尾傳播劇中的歌曲，動員起各種輿論手段，引起人們對《費加羅的婚禮》的強烈興趣，乃至此劇的被禁，被公眾視為當局鉗制言論自由的一大罪證。一七八四年四月，專制王朝迫于輿論壓力，不得不允許該劇在法蘭西喜劇院演出。此劇的首演盛況空前，成為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博馬舍的兩部喜劇不僅征服了法國，也迅速地征服了歐洲，轉(zhuǎn)眼之間就被譯成好幾國文字，在歐洲各大城市上演。一七八六年，奧地利音樂大師莫扎特將《費加羅的婚禮》改編為歌劇，一八一六年，意大利著名音樂家羅西尼又將《塞維勒的理發(fā)師》改編成歌劇，成功的音樂更使兩部喜劇廣為流傳，變得家喻戶曉。博馬舍于是成為繼莫里哀之后聲望最高的法國喜劇家。

《費加羅的婚禮》改編為歌劇之后，博馬舍也寫過一部歌�。骸哆_拉爾》（1787），但影響不大。應當說，《塞維勒的理發(fā)師》和《費加羅的婚禮》的成功，首先是由于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同時也在于作者準確地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以受群眾喜愛的藝術形象表達了人民的心聲。費加羅是法國平民的代表，作者在他身上集中了法蘭西民族最典型的性格特征。這個天性快活、時刻不忘尋歡作樂的民族，表面上玩世不恭、嘲笑一切，其實具有健全的理智，遇事都有清醒的思考與分析；他們貌似輕浮，可他們深刻的睿智使人驚訝，敏銳的眼光令人叫絕，而且往往能在災難面前保持瀟灑的風度，以輕松的笑談來沖淡痛苦。這種荒唐面具下的嚴肅，浮夸外表下的深刻，玩世態(tài)度掩蓋下的頑強意志及非凡的勇氣，正是自拉伯雷以降的法國文學大師們對高盧民族特性的共同概括。博馬舍將這些特性熔鑄為費加羅這樣一個鮮活生動的藝術形象，當然立時獲得人民的認同和熱愛。何況博馬舍自己就是一位現(xiàn)實生活中的費加羅，他出身于第三等級，受過苦，坐過監(jiān)，也發(fā)過財，生活中好幾次大起大落；但他從不氣餒，從不服輸，從不屈服于社會安排給他的命運，如同他本人所說，他的一生是“斗爭的一生”。因而他和法國大革命前迫切要求變革的人民群眾聲氣相通，他筆下的費加羅于是成為人民的代言人，費加羅在舞臺上講的，正是臺下觀眾心中所想的。博馬舍極善于運用戲劇語言，犀利明快的精彩對話在劇中比比皆是，加之情節(jié)緊湊，高潮迭起，使觀眾在全劇過程中一直保持高昂的情緒。然而法國大革命以后，博馬舍的經(jīng)歷十分坎坷：住宅幾度被查抄，本人及家人被捕入獄，財產(chǎn)被沒收，……他越來越跟不上小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別的激進主張，逐漸對革命產(chǎn)生了距離感，他的費加羅也隨之失去了銳氣。一七九二年，費加羅三部曲的第三部《有罪的母親》出臺，阿勒瑪維華伯爵成了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寬容地對待他不貞的妻子，而費加羅成為伯爵的忠仆。至此，費加羅已完全喪失往日的魅力，博馬舍的創(chuàng)作生命也告終結了。但是，《費加羅的婚禮》《塞維勒的理發(fā)師》和《有罪的母親》的生命永遠不會終結。這三部喜劇，特別是根據(jù)它們改編的歌劇，永遠常演常新，并給它們的作者帶來不朽的聲名。

艾珉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