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團體輔導、團體咨詢與團體治療作為專業(yè)的助人工作，自20世紀90年代初被引進中國大陸后，因其有效性強、受益面廣等特點，逐漸在學校系統(tǒng)、醫(yī)療機構、企業(yè)組織、軍隊、司法系統(tǒng)以及社區(qū)得到廣泛應用和發(fā)展。

在幫助那些有共同發(fā)展課題和相似心理困擾的人時，團體是一種經濟而有效的方法，這已經成為專業(yè)助人工作者的共識。作為助人工作者，無論你的專業(yè)訓練背景是臨床心理學、咨詢心理學、心理健康教育學，還是社會工作、醫(yī)學、護理學；無論你的理論取向是認知行為治療學派，還是精神分析治療學派，或是人本治療學派；也無論你的工作場所是中小學校、高等院校，還是企業(yè)組織、醫(yī)療健康部門、社會福利機構、軍隊、司法系統(tǒng)或其他地方，專業(yè)的心理服務無外乎就是一對一服務的個別咨詢和多人參與的團體咨詢兩種形式。團體咨詢與治療的有效性已經被大量研究證明，它不僅是一種有效的心理咨詢與治療方法，也是一種有效的教育與促進成長的方法。相比個別服務而言，團體的效果更好，因為它和人們的真實生活情景非常貼近，就像一個生活的實驗室，在團體中學習到的態(tài)度和行為、改變了的情感與認知，更容易遷移到現(xiàn)實生活中。

其實，人的成長和發(fā)展從來都離不開團體。人從一出生就在團體中生存、生活與成長，用團體的形式幫助人更自然、更真實、更有效。當然，團體咨詢與治療可以讓專業(yè)助人工作者在有限的時間內為更多的人提供心理服務，這也是當前國內心理健康服務最急需、最迫切的任務，因為社會對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非常強烈且涉及各類人群。我個人從事團體咨詢與治療的教學、研究、實務和培訓20多年，我堅信，團體的魅力和團體的效果不僅可以增進個人的心理健康，更可以造福我們的社會和國家，造福于我們的組織和家庭。

但是，由于團體咨詢與治療的過程非常復雜，團體動力千變萬化，團體領導者必須從個人層面、人際層面、團體層面三個層面關注團體和干預團體，這使得對團體領導者的培訓更加不易，要求更高。而最讓我擔心的是系統(tǒng)的團體心理咨詢與治療的培訓還比較缺乏，那些學過一點團體知識的人來不及得到專業(yè)的指導就匆匆上陣，誤把帶領結構式團體練習當成帶領團體咨詢，從而無法達到團體咨詢應有的效果。在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從事心理咨詢工作的專業(yè)人員必須是經過大學正規(guī)的相關專業(yè)（心理學、醫(yī)學、教育學、社會工作學）研究生學歷教育，再經過實習機構數(shù)百上千小時的實務技能訓練，然后通過專業(yè)資格考試的人。這樣培訓出來的人具備團體心理咨詢與治療所必需的能力。例如，在美國學習心理咨詢專業(yè)的研究生必修的八門核心課程中就必然包括團體咨詢（包括咨詢理論與技術、團體咨詢、生涯發(fā)展/發(fā)展心理學、心理測驗、多元文化咨詢、統(tǒng)計、心理疾病及診斷、專業(yè)倫理及實習）。在中國臺灣，大學的咨商與輔導心理學系所培養(yǎng)的咨商心理師，必須經過四年碩士層級的研究生教育（包括兩年的基礎和專業(yè)課程、一年全時實習、一年撰寫碩士論文），畢業(yè)獲得學位后才有資格考咨商心理師的專業(yè)資格。在研究生學歷教育過程中，團體咨詢也是必修課中的核心課程（以臺灣東華大學咨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為例，核心課程包括五門：心理評估、心理測驗、心理衡鑒；個別咨商與心理治療；團體心理咨商與心理治療；社區(qū)心理衛(wèi)生推廣；臨床倫理法規(guī)）。核心課程學習階段至少要有三學分以上的團體咨詢或團體治療的學習。臺灣心理師法規(guī)定，全職實習階段必須有六種實作訓練，其中之一的團體咨商與心理治療有明確的訓練時數(shù)。政府組織的“咨商心理師”考試的六門科目中必須考“團體咨商與心理治療”。也就是說，作為一名心理咨詢師或心理治療師，掌握團體咨詢的技能就像掌握個體咨詢的技能一樣，是基本的、必需的、必要的、必備的。

但遺憾的是，面對民眾日益增加的心理健康服務需求，國內的心理咨詢與治療尚未形成規(guī)模的學歷教育，而大部分在職培訓中由于缺乏師資，團體咨詢的內容常常不考不教，使得專業(yè)的訓練有一種缺胳膊少腿的感覺。雖然自2000年以來，我已經在人社部心理咨詢師與衛(wèi)生部心理治療師的培訓教材、教育部學校心理健康教育與心理咨詢骨干教師培訓教材、員工援助師的培訓教材等眾多相關的專業(yè)培訓教材中，負責撰寫了團體輔導、團體咨詢和團體治療的有關章節(jié)，也堅持開展了持續(xù)20多年團體心理咨詢的專業(yè)培訓，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仍然擺在面前，接受團體心理咨詢系統(tǒng)訓練和掌握團體咨詢技能，并能根據(jù)服務對象的需求有效提供團體咨詢與治療服務的專業(yè)人員實在太少了，急需開展和擴大培訓。無論是對于正在從業(yè)的心理咨詢人員，還是對于在校學習心理咨詢與治療的學生而言，他們都需要學習和演練團體工作的理論與技能。

為此，我在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的臨床與咨詢心理學方向的研究生培養(yǎng)中，已經摸索和嘗試建立了六門課程組成的團體咨詢與治療專業(yè)技能培訓體系，包括個人的團體體驗、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專題、團體心理輔導、團體心理治療工作坊、臨床心理實務與督導、臨床心理實習，至少250個小時以上的團體技能專業(yè)訓練。近20年來，我們已經編寫了《團體咨詢的理論與實踐》《團體心理咨詢》《團體心理輔導》《身心靈全人健康輔導模式：中國文化與團體輔導》

《團體心理咨詢：理論、技術與設計》《結構式團體咨詢應用案例》等專著與教材，初步構建了專業(yè)助人工作者團體帶領能力的學習和提高培訓模式。

但是，要培養(yǎng)出扎扎實實帶領不同類型團體的領導者，培養(yǎng)具有勝任力的團體咨詢師和治療師，當前最需要的是參考國際上最有代表性的團體咨詢與團體治療的教材和圖書。近年來，國內雖然在翻譯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的國外專業(yè)圖書方面進展很快，但是團體咨詢與團體治療相關的譯著很少，僅有三四本，很難滿足不同崗位、不同服務對象的團體工作需要。

2011年10月，中國心理衛(wèi)生協(xié)會團體心理輔導與治療專業(yè)委員會成立，這標志著我國團體事業(yè)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我很榮幸成為委員會的第一任主任委員。團體專委會是一個學術機構，肩負著推動團體事業(yè)繁榮發(fā)展的使命，其中任務之一就是引進高水平的專業(yè)圖書，作為培訓和教學的參考，作為學習和實踐的工具。為此，我們精心挑選了幾本國際上有代表性的團體咨詢與治療圖書，形成團體咨詢與團體治療譯叢，推薦給國內的專業(yè)人員。經過團體專委會及我的工作團隊的討論，依據(jù)如下原則選擇入選叢書：①具備工具性指南作用；②介紹基礎知識；③對團體工作的應用有指導作用；④不同流派不同形式的團體�；�于此原則，我們初步選擇了《團體咨詢與團體治療指南》（Handbook of Group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咨詢師與團體：理論、培訓與實踐》（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 Integrating Theory, Training, and Practice）、《認知行為團體治療》（Cognitive Therapy in Groups: Guidelines and Resources for Practice）、《團體心理治療基礎》（Basics of Group Psychotherapy）等書，涵蓋了宏觀介紹、理論知識、不同流派（認知行為、心理動力學等）的團體應用等方面。例如，最先完成翻譯已經出版的《團體咨詢與團體治療指南》，就是一本團體咨詢與治療的百科全書，無論你是從事學校教育、心理咨詢、臨床治療、醫(yī)療機構、企業(yè)組織、社區(qū)服務，還是軍人管理、監(jiān)獄矯治、危機干預等特殊領域的工作，你都能從中找到符合你的需要，對你的工作有參考價值的內容，該書必將成為團體咨詢與治療學習的極好的參考書。

國外的專業(yè)書能否發(fā)揮應有的功能和作用，翻譯質量至關重要，因此，我們組建了專業(yè)的翻譯隊伍，翻譯者幾乎全部來自我的團隊，包括博士后、博士生、碩士生、訪問學者以及我培訓的學員，還有團體專委會的青年骨干們，他們首先具有對團體工作極大的興趣，多年跟隨我學習團體咨詢與團體治療，既具備團體工作的理論知識，又有團體帶領的實踐經驗，而且都有國際的視野和熟練的英語水平，愿意投入時間到叢書的翻譯過程中。根據(jù)每本書的內容，我把譯者分成小組，負責每本書的翻譯。他們每周交流讀書心得，切磋重點難點，討論合適的翻譯語言。我相信這樣的一支懂得專業(yè)的翻譯隊伍，是能夠把這套叢書的精髓精準地翻譯出來的，從而在宏觀方向、理論基礎、具體實操以及應用領域內推動國內對團體工作的理論學習和應用攀上新的臺階。

在團體工作的科研和實務方面，團體專委會也將通過制定行業(yè)標準和倫理規(guī)范繼續(xù)推動團體心理咨詢與治療培訓的規(guī)范化。相信有開闊的國際視野與成功經驗的借鑒，有基于本土環(huán)境的實踐探索和總結，更多優(yōu)秀的團體領導者將迅速成長。期待著中國大陸的團體咨詢與治療事業(yè)能夠健康發(fā)展，蒸蒸日上，為中國人的幸福，為國家的繁榮昌盛，貢獻我們專業(yè)團體人的力量！

本叢書的出版得到了機械工業(y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李欣瑋女士欣然應允與團體專委會共同推動此系列叢書的出版，深表感謝。

樊富珉

清華大學心理學系臨床與咨詢心理學教授/副系主任

中國心理衛(wèi)生協(xié)會常務理事/團體心理輔導與治療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心理學會理事/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14年9月

推薦序

2016年2月，本書編著者之一厄爾·霍珀先生邀請我在倫敦的團體分析研究所做一個關于團體治療在中國的發(fā)展的報告，而且他很熱情地邀請我在報告期間住在他家里，因此我有機會和霍珀先生就團體分析以及團體治療在中國的發(fā)展進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談。也就是在這些交談中，我第一次接觸到了“社會潛意識”的概念，可以說，當時這個概念對我而言完全是陌生的。

霍珀先生是“社會潛意識”相關領域最權威的專家，這和他作為社會學家接受精神分析以及之后的團體分析訓練的經歷是緊密相關的，他早期發(fā)表的文章大多聚焦于人類心理，尤其是潛意識心理的社會來源。他談到，眾所周知，人類的潛意識心理肯定是具有社會性的，但傳統(tǒng)主流的精神分析長期在忽略社會情境的情況下研究人格。盡管精神分析從早期弗洛伊德的“一人心理學”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二人心理學”，但傳統(tǒng)主流的社會學在研究社會時卻不考慮人們的潛意識世界。這就是團體分析的創(chuàng)始人福克斯（S. H. Foulks）、厄爾·霍珀和他們的同事特別強調“社會潛意識”的原因。正如溫尼科特（Winnicott）所說，“（沒有母親就）不存在嬰兒這樣的東西”，福克斯認為，

“不考慮團體，我們就無法討論個體，也無法討論不包含個體的人類團體”。因此，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沒有沒有社會的個體，也沒有沒有個體的社會”。社會潛意識的概念是團體治療，嚴格地說是團體分析的核心。

恰巧團體分析研究所邀請我做的報告題目是“精神動力學團體治療適應中國文化嗎”，這個題目的背景是當時國內心理治療領域正對精神分析，包括更加廣義的西方心理治療是否適合中國文化以及西方心理治療的本土化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我相信社會潛意識的概念和理論對我們理解和回答上述問題大有裨益，而不只是對團體治療的理論和實踐非常有幫助。這是我決定組織翻譯這本書，將社會潛意識的概念和理論介紹給國內讀者的初衷。

當真正著手組織翻譯這本書時，我才意識到這項工作，尤其是書中大量抽象的術語和概念，難度很大。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謝三位譯者，張榮華（負責翻譯第1～5章）、孔延風（負責翻譯第6～9章）和任潔（負責翻譯第10～13章），他們?yōu)榉�譯此書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艱苦的努力。我負責翻譯前言和引言，以及全書的審校工作。雖然已竭盡全力，但錯誤和疏漏在所難免，還望讀者不吝指正。在此我也要感謝機械工業(yè)出版社的劉利英老師，她的耐心、包容和督促對本書最終的順利出版是不可或缺的。當然，還有許多無名的貢獻者，我在此一并致謝。

團體咨詢和治療在我國的發(fā)展歷史很短，供廣大團體工作者閱讀的專業(yè)參考書還非常有限，我希望本書作為“團體心理咨詢與團體心理治療叢書”中的一本，能夠為促進我國團體心理咨詢和團體心理治療的發(fā)展貢獻一份力量。

徐勇

2020年4月12日

前 言

社會潛意識的概念化是團體分析的本質，它既是人格和社會系統(tǒng)研究中，也是人類關系情景中精神病理治療的一種觀點。不幸的是，精神分析持續(xù)地貶低人性中社會性的重要性，這反映在對一些社會事實的忽視上，諸如性別、階級、種族、民族、國籍、語言團體、家庭結構、組織生活，更不用說巨大的社會創(chuàng)傷；類似地，社會科學也持續(xù)地忽略潛意識心智及其在人們相互重疊的社會情境下的關系生活中的表達的重要性。幸運的是，建立在對我們感知的雙目視野和格式塔的理解的基礎上，既作為科學研究，又作為療愈方式，團體分析為這些多重參考框架提供了一個整合的空間。

當我們悲慘并滑稽地從有限的方案中做出選擇時，我們虛偽地向內和向外看，往回看我們的起源，往前看我們共同創(chuàng)造的命運。對社會潛意識的研究往往既是一個政治的也是一個宗教或哲學的課題。在對這種復雜且注定是抽象的現(xiàn)象進行探索的過程中，我們被弗洛伊德、克萊茵、比昂和拉康的工作吸引，也被福克斯、莫雷諾和皮雄-里維埃（Pichon-Rivière）的工作吸引，但很少有人能樣樣精通。雖然我們使用來自社會科學、深度心理學以及神經科學的數(shù)據(jù)和假設，但我們認識到生命存在于整個宇宙之中，盡管一粒沙子可見宇宙，但是對人類關系和其變遷的研究并不能簡化為對本能和與本能相關的投射幻想的研究。最后，人類活動的意義總是需要我們在理解開放的生命系統(tǒng)時，將它們放在時間和社會空間中去思考，不管是按照同心圓，還是更可取地按照一系列相互交錯和相互滲透的螺旋的方式。

盡管本書各章的作者提供了許多闡釋他們基本論點的例子，但他們課題的核心都是對創(chuàng)傷體驗反復循環(huán)的和強迫性的持續(xù)理論化。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更全面地理解人性，以幫助緩解人類的痛苦。雖然這樣的領悟并不總能帶來更強的個人和社會控制，但它會增加我們做出更明智和更公正的決定的可能性，使我們成為更明智的（即使是更悲傷的）人類。

大家可能會對這套關于“個人、團體和社會的社會潛意識”系列叢書的歷史感興趣。在團體心理治療的幾位創(chuàng)立者去世后，不同國家的同道一直在強調理解社會潛意識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中很少有人嘗試迎接他們提出的理論、實證和臨床上的挑戰(zhàn)。在這種情況下，哈伊姆·溫伯格向我建議，將圍繞社會潛意識的重要主題展開的文章編輯成一本書，這本書的意義將超越我個人研究的意義。我提出，將本書納入“新團體分析國際圖書館”叢書是很合適的。我們將2008年8月在都柏林召開的第14屆歐洲團體分析論壇—該屆論壇的主題是“絕望、對話、渴望”，作為開始我們擬定各個章節(jié)主題的一個機會。無論如何，一套系列叢書就準備就緒了。我們決定將“個人、團體和社會的社會潛意識”分成“以理論為主”“以矩陣為主”“以臨床工作為主”三冊。

準備第一冊花了大概三年時間。我們很多作者的母語并非英語。那些欣然同意社會潛意識研究在他們的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作者，之后在對這個主題的多個焦點的強調上出現(xiàn)了分歧。通過現(xiàn)代信息技術進行的國際交流有它自身的問題，更不用說對編著這樣一本書的理想化預期和現(xiàn)實的差距。

第一冊出版延遲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和哈伊姆·溫伯格一起寫本書引言時遇到了困難。我們的工作很有可能潛意識地受到了各個章節(jié)的主題，甚至本書結構的影響。我之前是一名社會學家，現(xiàn)在既是精神分析師，也是團體分析師，已經對這些學科進行了個人視角的整合。哈伊姆之前是一名電子工程師，后來成為一名臨床心理學家和團體心理治療師，最后在以色列經過模塊培訓（block training），成為一名團體分析師，他也對這些學科進行了個人視角的整合。我是個居住在英國的美國人，他是個居住在美國的以色列人。我們出生于不同的年代。我是家中的長子，他是家中排行居中的孩子。他在編輯方面比我更善于妥協(xié)，這可能是解決中東沖突的努力的一種置換。 不過，盡管我們之間有差別，又或許正是由于這些差別的存在，我們從為了完成課題所做的必要交流中學到了很多。引言部分之所以如此清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必須向另一位主編解釋我的想法，而他又能夠堅持自己的觀點。

本書由六部分組成，每一部分都討論了社會潛意識的一個特定的方面。第一部分包括三章，討論福克斯、雅各布·莫雷諾和恩里克·皮雄-里維埃的工作，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他們可以被稱為“團體心理治療之父”。�？怂箒碜苑ㄌm克福，在倫敦開始了他的團體工作，并和詹姆斯·安東尼（James Anthony）以及許多其他的同事和學生合作。迪特爾·尼茨根（Dieter Nitzgen）在第1章中總結了福克斯使用“社會潛意識”這個術語的各種方式，并指出了需要詳細說明這個概念的意義的各種情景。雅各布·莫雷諾最初在維也納，后來到了紐約，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很快傳播到了南美。他試圖概念化潛意識的人際維度，發(fā)明了“共同潛意識”這個名詞。受榮格工作的影響，他認為完整地理解心智需要在一個整體的宇宙中將心智情境化。海洛伊莎·弗勒里（Heloisa Fleury）和安娜·瑪麗亞·克諾貝（Anna Maria Knobel）在第2章中討論了莫雷諾的工作。恩里克·皮雄-里維埃在阿根廷和巴西開展的研究聚焦人們將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力量人格化的方式，他認為重要的是將人們放在他們的社會情境中。他發(fā)明了“操作性團體”這個名詞。胡安·圖波特-奧克蘭德（Juan Tubert-Oklander）在第3章中討論了他的工作。

在第二部分的導讀中，馬爾科姆·派因斯（Malcolm Pines）解釋了從“社會性大腦”的角度思考的必要性，這和團體分析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正如A. P. 湯姆·歐爾毛伊（A. P. Tom Ormay）在第4章中所解釋的，社會性大腦是以“我們?yōu)橹行摹钡目臻g為特征的。在第5章中，伊芳·阿葛扎恩（Yvonne Agazarian）和蘇珊·甘特（Susan Gantt）在關于能量和信息流動的當代神經生物學的基礎上提出了團體心智的存在。

在第三部分的導讀中，羅比·弗里德曼（Robi Friedman）解釋了人們和他們的團體是相互關聯(lián)的。此外，正如馬丁·韋格曼（Martin Weegmann）在第6章中討論的，人們和他們的團體實質上都是相互滲透和主體間性的。而且，正如約書亞·拉維（Joshua Lavie）在第7章中概述的，福克斯早期關于人性的社會性的工作是建立在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一些觀點的基礎上的，即同時社會化和個體化的“矛盾”以及社會的社會性系統(tǒng)（societal social system）與它們的個體成員并不是對抗和對立的，社會的社會性系統(tǒng)是由相互關聯(lián)的人們組成的。

在第四部分的導讀中，菲利克斯·德·門德爾松（Felix de Mendelssohn）借助他來自維也納這個優(yōu)勢—他對歐洲社會動蕩的場景是如此貼近，同時又離它如此遙遠，注意到人類最痛苦的方面深深地植根在人們和他們的社會中。在第8章中，海倫娜·克里莫娃（Helena Klímová）探討了捷克斯洛伐克集體假性自體的可能的發(fā)展。在第9章中，瑪麗娜·莫約維奇（Marina Mojovi）探討了塞爾維亞社會精神避難所的共同運作。這些作者討論了受到創(chuàng)傷的人們的特性是如何在極權社會系統(tǒng)的特性中呈現(xiàn)的，以及極權社會如何成為其“公民”的創(chuàng)傷體驗的來源。

在第五部分的導讀中，格哈德·維爾克（Gerhard Wilke）注意到以矩陣自己的術語去討論矩陣的特性是多么重要，而不要把它們簡化為參與其中的人的特性，也不要將社會關系系統(tǒng)的基礎矩陣與團體的動力性矩陣相混淆。在第10章中，法爾哈德·達拉爾（Farhad Dalal）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防御，它幫助我們抵御因認識到社會無力感而產生的焦慮。在第11章中，雷吉納·肖爾茨（Regine Scholz）思考了社會的基礎矩陣如何約束和限制有關與人們及其社會部分聯(lián)結的生活軌跡的時間度量。

正如阿梅莉·諾亞克（Amélie Noack）在第六部分的導讀中建議的，應對創(chuàng)傷的社會退行理論和新榮格學派的文化情結理論有很多相同之處，這可以在社會性做夢（social dreaming）的模式中看到。她對整合來自精神分析、分析性心理學和團體分析的觀點的可能性很敏感。在第12章中，法里斯（Fariss）闡述了在美國與不同種族團體之間充滿沖突的互動相關的文化情結的限制，將這些互動與美國和販奴世界未解決的社會創(chuàng)傷聯(lián)系起來。正如戈登·勞倫斯（Gordon Lawrence）在第13章中建議的，在社會性做夢矩陣情境中的社會性做夢研究表明，任何社會系統(tǒng)成員的集體的和相互關聯(lián)的夢包含了他們共同的困境、擔憂，甚至他們對未來的預期。換句話說，夢既包含了他們社會情境中的世俗信息，也包含了宇宙情境中的神圣信息。

這些章節(jié)描繪了一幅非常吸引人的關于社會潛意識理論和概念的多個方面的畫面。它們和它們的作者是由同道和其觀念組成的社會-文化-交流網(wǎng)絡上的重要節(jié)點。

厄爾·霍珀

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