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心得

本人治史，根底淺薄，先天不足，又兼之以后天失調，與前輩優(yōu)秀學者確實存在著不可彌補的學問差距，所以必須聲明，自己不必謬充大家之列，做人應有自知之明。但如今回顧起來，個人也有兩條幸運之處：一是接觸和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對史識大有裨益；二是正逢研究手段革命的開端，即古籍的電子化、數字化。本人原先只治宋史，在20世紀80年代，因工作關系，由遼史的外行和金史的半內行轉為內行。90年代以來，既以批判中華古代專制主義、專制腐敗政治為主攻方向，又得益于古籍的電子化、數字化，故個人的研究，由遼宋金斷代史逐漸走向通史，自秦漢至明代都寫有專文，對秦漢以下的各代，已非全外行。另外也兼寫小說與雜文。

歸納個人的論著，一些重要的論點可列舉如下：

◎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治史極為重要。治史能力，大致是宏觀的掌控能力和微觀的滲透能力。宏觀上不能準確掌控，就會產生方向性、全局性的偏差，甚至一錯百錯，極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就微觀的考證而論，當然是史學家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其要領無非是去偽求真，由表（現象）入里（本質），自此及彼，分清主次�？甲C固然需要邏輯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場合下，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和運用。

◎治史不應單純?yōu)楣湃怂阗~。理解過去，透視現在，指點未來，這是一個現代愛國史家對祖國和中華民族應盡的一份義務。研究歷史，在不少場合，史識是位的，發(fā)表出人意表、發(fā)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論，很不容易。史識本質上是科學性的問題，是追求真理，卻不能不與追求民主的態(tài)度息息相關。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識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應當古今一體化，有條件者，也應中外一體化。在某種意義上，史識可說是對歷史和現實的綜合洞察力。

史學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歌頌正義，批判邪惡�？陀^而公正的歷史記載和研究，是維系社會良知和正義的重要輿論力量。

以上兩條功能非其他學科所能取代。

◎由于中華歷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開始電子化、數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訓練不可丟，治中華古史打基礎，還是應當認真通讀前四史和《資治通鑒》。斷代史的觀念仍不可廢，治中華古史必須從斷代史入門，方有深入的可能。但可以設想，將來史學學術競爭的主戰(zhàn)場將不是在斷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誰擁有的通史知識更多更深更廣，誰的研究就會更精湛。高明的史學家的作品將會以千萬字為統計單位。盡管今后古籍數字化、信息化水平會不斷提高，而由斷代史走向通史，仍將是一條正確的、高明的治史之道。

◎有的學者提出，要將制度史寫成活的制度史，這是很對的。馬克思主義對等級授職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國制度史而論，應有更高層次上的指導意義。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下，制度的運作，不可能離開人治和人事腐敗。如若不從這個理論的制高點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為死的制度史。

◎中國古代賣官鬻爵的出現和發(fā)展，至少有三個普遍性的條件：一是商品經濟某種程度的發(fā)展，使官爵可以成為商品；二是官爵成為肥缺，方得有買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漢以來，實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各種形式的官員等級授職制，方有賣官的可能。一個時代的賣官，總是與政治的昏暗和腐敗程度成正比，總是成為一個時代政治昏暗和腐敗程度的重要標尺。依據古代的儒家輿論，腐惡的賣官現象，也與中國自古相傳的各種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遺傳基因一樣，是作為反面事物而受譴責的，處于無理地位。但另一方面，賣官現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變本加厲之勢。其故非他，賣官現象有豐厚的滋生沃土，就決不可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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