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傳峰博士的專著《“學衡派”與新文學運動》要出版了，他囑我寫一個序，我答應了，原因很簡單，他隨我攻讀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就是關于“學衡派”。對于“學衡派”，海內外至今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對他們的評價也基本持肯定態(tài)度，不像20世紀80年代，有那么多人將他們視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予以徹底否定。
我自己對“學衡派”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一直懷有濃厚的興趣，尤其像吳宓、胡先骕、陳寅恪、湯用彤等諸位先生，讀過他們的書和文章，深為他們文化救國的專業(yè)精神所感動。20世紀末以來，《吳宓與陳寅恪》、《陳寅恪最后20年》、《吳宓日記》、《吳宓自編年譜》、《梅光迪文錄》、《胡先骕文存》、《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等著作的相繼出版，助推了社會上普通讀者對這這些歷史人物的重新認識。我恰巧有機會于2005—2006年作為哈佛燕京訪問學者，在哈佛訪學一年。在這一年中，有機會接觸了哈佛檔案館中，梅光迪、吳宓、湯用彤、陳寅恪、賀麟、白璧德等人的檔案材料，完整地閱讀了《中國留美學生月報》、《清華周刊》等材料。通過對相關史料的閱讀，對這些歷史人物有了一個更加直觀的認識，很感佩這些“學衡派”人物在美留學期間優(yōu)異的學業(yè)成績和對傳播中國文化所作出的貢獻。不僅如此，對照美國和歐洲的現(xiàn)代化經(jīng)驗，他們積極探討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出路，從學理和理論構想上給出自己的文化救國方案。這種熱烈討論的氛圍，洋溢在當年留美學生當中。丁文江、胡適、趙元任等，也是其中的參與者和活躍分子。因為是個體的思考，每人的思路都不一樣，相互之間聲氣相通，但意見不同，從沒有一方將自己的論敵看做死敵。這種和而不同的態(tài)度，從學術思想的探討角度來講，應該是一種常態(tài)。但他們回國之后，因為各種社會力量的參與和政治需要，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將白話文定于一尊，認為中國文化的未來出路，只有白話文學革命才是正宗。如此絕對的態(tài)度，讓原本不同意胡適白話文學革命方案的梅光迪、吳宓等，走到了白話文運動的對立面。某種意義上，那些認為梅光迪、吳宓等倡導的新文化運動是胡適等倡導的白話文學運動的對立面的觀點，是有道理的，只是時間上，可能要到他們回國之后。也正是著眼于他們回國之后的坎坷經(jīng)歷，在學術研究上，涉及到的問題可能要多一些、復雜一些。
高傳峰博士的“學衡派”研究，從2012年至今，也快十年了，正真是十年磨一針。在這并不短暫的時間內，他廣搜材料，大量閱讀與自己研究對象相關的材料，一些新發(fā)現(xiàn)曾在《新文學史料》上發(fā)表過。但因為他在寧夏高校任職，相對于北京、上海等地的研究條件要更艱苦些，研究的進展相對比也緩慢些。但這慢也正好是學術研究能夠沉靜下來的一種最好保證。如今，經(jīng)過修改、充實，他的專著即將出版，我為他的堅持不懈感到高興。也衷心希望他能夠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不斷有所拓展。我也愿意借此機會，向廣大讀者推薦這部著作。
是為序。
楊 揚
2021年11月6日于滬西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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