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匯集了我進入不惑之年后25年學術生涯中的精華，主要集中于這樣一個學術問題：面對眾多的現代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理論，中國歷史的實際意味著什么？西方的一些主要理論體系對我們理解中國的歷史實際能有什么樣的幫助？同時，反過來說，帶有什么樣的誤導？中國歷史實際需要什么樣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論和概念來理解？

這是1985年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一書試圖回答的中心問題。在大量翔實的滿鐵滿鐵是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簡稱。在這個機關的資助下，日本學者在中國進行了許多鄉(xiāng)村調查和考察，由此形成了關于鄉(xiāng)村社會可資利用的、差不多是最豐富的文檔材料。經驗材料的基礎上，我看到的是中國農村的幾大特征，包括較高的人口壓力、糊口邊際的生活水平、半分化的社會結構以及相對閉塞的自然村，而這些都是伴隨程度相當高的商品化而長期延續(xù)的。這樣的歷史實際上不能通過任何單一的西方學術理論傳統來理解，無論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是實體主義理論。從中國農村歷史的實際來看，三大理論體系各有是處，也各有不足。中國實際要求的是在綜合各家理論是處之上，創(chuàng)建符合其本身的新理論概念。

《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以下簡稱《長江》）同樣在大量滿鐵材料的基礎上，集中探討了形式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一個共同的核心信念市場經濟會導致經濟發(fā)展（或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演變）對該地區(qū)歷史適用與否。明清以來的歷史實際確實顯示出程度相當高的商品化，主要圍繞14世紀以來的（我稱之為）棉花革命，但這種商品化主要是由內卷化/過密化推動的，是小農在人口壓力下為維持生存而做出抉擇的結果。它主要體現于從糧食轉到棉花和蠶桑的種植以及冬小麥的廣泛傳播，是通過更多的勞動投入，在其按日報酬遞減的條件下，來換取更高的單位土地產出（見本集所收該書導論篇）。這樣的內卷型農業(yè)能夠支撐龐大的城市和眾多的市鎮(zhèn)、復雜的國家機器和燦爛的上層文化，但是以犧牲長時期在生存邊緣掙扎的農民生活為代價的。

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時代的集體時期，決策者認為大規(guī)模的集體農業(yè)能夠推進農業(yè)的現代化發(fā)展，但事實上只不過延續(xù)了原來的農業(yè)過密化，通過大幅度勞動力投入的增加來擴大單位土地的產出，并沒有提高單位勞動日的生產率（而國家政策又是從農業(yè)提取剩余，優(yōu)先發(fā)展工業(yè)），結果是勞動報酬的停滯不前。在其后的聯產承包制下，市場主義論者以為市場刺激和個體農民的利益追求大幅度地促進了農業(yè)發(fā)展，但事實是種植業(yè)發(fā)展十分有限，真正的發(fā)展來源是鄉(xiāng)村工業(yè)化在部分地區(qū)帶來的農業(yè)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就是說，去過密化。

在《華北》和《長江》兩書之后寫的《中國研究的規(guī)范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的悖論現象》（以下簡稱《規(guī)范》）一文指出，中國農村的歷史所突出的是悖論的實際，無論從什么西方現代理論來分析，都違反其理論預期。悖論所指是兩種實際狀況的并存，從理論預期來看是相互矛盾的，但其實同是真實的。例如：商品經濟的高度發(fā)展和生存經濟的長時期延續(xù)（內卷型商品化），總產量的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停滯（沒有發(fā)展的增長），以及城市的發(fā)展和農村的落后。正是眾多這樣的悖論實際，導致了今天中國研究的規(guī)范認識危機，突出了理論創(chuàng)新的要求。

這些是我早些年提出的問題和想法。今天看來，有其過時的方面，也有其適時的一面。在當時的語境中，幾乎在世界各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是任何學術討論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最起碼也是必得與之對話的觀點，而今天已經不是。昔日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界所占地位，在相當程度上已由今天的后現代主義取代，而上述的著作都沒有考慮后現代主義理論。但是，今天形式主義經濟學中的市場主義在知識界的影響，和當時相比，則唯有過之而無不及。《華北》《長江》兩書和《規(guī)范》一文的主要對話對象正是今天占霸權地位的市場主義理論，因此今天讀來，應該仍然有一定的意義，甚或更高的緊迫性。

在上述關于鄉(xiāng)村的研究暫時告一段落之后，我的主要注意力轉向其他領域，尤其是法律史，而在理論問題上，則更傾向于和新興的后現代主義潮流對話。核心問題則仍舊，亦即面對一系列的現代西方學術理論，中國的歷史實際提出了什么樣的問題？要求什么樣的解答？

后現代主義關注的主要是話語，也可以說是表達，區(qū)別于實踐。在它的影響之下，我自己的研究摻入了對表達的關注，但這種關注不是（像有的后現代主義研究那樣）單方面以話語為唯一實際的探討，而是同時探討表達與實踐以及其間的關系。

表達和實踐的問題清楚地凸現于我的法律史研究中。在相當數量新近開放的訴訟案件檔案材料的基礎上，于1996年寫就的《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以下簡稱《表達與實踐》）一書，論證了清政府對自己的民事法律制度的表達和實踐間的背離。官方的表達強調細事糾紛應由社區(qū)或宗族處理，但地方法庭其實經常處理許多這樣的案件。官方表達強調和諧與調解的理想，不重判決，但地方法庭在司法實踐中其實以判決（斷案）為主。但是，這樣的背離并不證明清代法律的表達不重要，因為它對法律制度整體的影響十分深遠。正是道德性理念與實用性實踐的結合（我稱之為實用道德主義）才是清代法律制度的真髓，也是中國法律制度得以長期延續(xù)的秘訣�！侗磉_與實踐》一書突出的結論可以這樣表述：清代法律說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但是，兩者合起來，則又是另一回事。

在移植和本土兩大觀點相互對抗的語境之下，不少論者提倡用中國自己的表達和理論（話語）來替代西方理論的表達�！侗磉_與實踐》一書則證明兩者之間的背離不僅見于移植過來的西方理論和中方的實踐之間，也可見于中方自己的表達（或理論、話語）和自己的實踐之間。歷史實踐證明，簡單在西方或中國兩種表達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是不合適的。它再一次要求我們盡可能從實際的認識出發(fā)，從那里創(chuàng)建新的概念。

1998年的《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四個陷阱和一個問題》對我自己的學術生涯和理論閱讀做了一個反思性的總結，說明了自己在上述這些問題上的想法和變化。首先是自己一貫強調從經驗研究出發(fā)，然后與各家理論進行對話，借以提煉自己的概念，如此反復不止。另外，在《近現代中國和中國研究中的文化雙重性》一文中提出了超越現存語境中的中西二元對立、非此即彼框架的設想。該文強調，在雙重文化人的頭腦和日常生活中，以及他們在近現代中國所起的作用里，更多的是兩者的融合，甚或超越。

世紀之交，國內外史學界興起了美化清代前期的傾向。一方面，這是出于后現代主義提倡的去西方中心化潮流的影響，在國內則更加上了民族感情等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美國新保守主義提倡的市場主義的影響，把一切發(fā)展歸源于市場，從這樣的角度來強調清代經濟的高度發(fā)展。這樣，一反過去以馬克思主義為經典、把封建社會黑暗化的傾向，新論點堅持清代前期的中國和西方起碼實力相當，甚或更先進。這個新潮流來勢洶洶，尤其體現于此派人士關于18世紀中國經濟的討論，認為當時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比之西方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國內不少學者對這個新論點的理解是，18世紀英國和中國經濟實力果真相當的話，英國后來的先進發(fā)展只可能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外因來解釋。也就是說，西方的現代化發(fā)展充滿偶然性和強暴性。這樣，便否定了西方現代主義的目的先行歷史敘述。但如此的理解其實似是而非，因為它忽視了新論點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核心，也是由美國新保守主義國家意識形態(tài)化了的市場主義，即認為中國經濟只有在18世紀（以及其前）的市場機制推動下，才經歷了真正的發(fā)展，其后則要到改革以后，才再次走上正途。這樣，從原先中國革命的反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一變而成為完全認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觀點只在表面上擺出批評西方帝國主義的姿態(tài)，實質上則是全盤否定中國革命，亦即20世紀全球首要的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斗爭和革命運動。

同樣關鍵的是這個新論點的經驗證據非常貧乏，歸根結底乃是意識形態(tài)和感情用事的觀點。我在2002年的《發(fā)展還是內卷？18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一文中總結了最近二十多年西、中學術積累的翔實經驗證據，說明已被證實的18世紀英國所經歷的五大革命（農業(yè)、手工業(yè)工場、消費、人口行為和城鎮(zhèn)化革命）那種程度的變化，在18世紀中國的長江三角洲其實一個都沒有，更毋庸說它們具有一定偶然性的交匯，以及它們之會同于偶然特早發(fā)展的英國煤礦業(yè)，由此促成了工業(yè)革命。事實是，英國的工業(yè)革命絕對不能僅憑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外因來解釋；它確實具有一定的內因，而英中所面對的人口/資源壓力也十分不同。我們不應再次陷入中西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話語結構，那只是感性和意識形態(tài)性的爭論。我們需要的是基于中、西雙方歷史復雜實際的踏實經驗研究和概念創(chuàng)新。

在寫作上述著作的同時，我的主要研究一直都放在前些年剛開放的訴訟案件檔案資料上，包括清代、民國時期和（因偶然機會而獲得的）當代的眾多案件檔案。在完成了關于清代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一書之后，發(fā)表了比較清代民法與民國民法的第二卷，用兩者的比較來突出各自的特征，進一步論證了第一卷的一些初步的結論。其中對兩種不同法律的構思，以及田面權、典權、養(yǎng)贍和婦女意志等問題的有關法律和司法實踐討論得比較詳細。但此卷對中國法律歷史的整體，除了進一步充實原先的表達與實踐的背離論點之外，尚未形成前后一貫的論點。后者要在進入第三卷的當代民事法律研究之后，才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這里納入了新近完成的其中四篇比較關鍵的論文。

首先，中國當代法律實踐歷史中最鮮明的特點是它的法庭調解制度，無論中外古今，都沒有如此的法庭調解（雖然官方表達夸大了其程度，幾乎把毛澤東時代法庭的所有行為都劃歸為調解）。究其根源，實際上是來自多年的離婚法的實踐，源于中國革命中一些特殊的歷史背景：在原先激進地承諾男女平等和離婚自由（包括單方要求離婚便允許離婚）之后，面對農村激烈的抵制，最后采取一件一件地處理有爭執(zhí)的離婚案件的辦法，試圖借此化解黨和農村之間的矛盾，由此形成了民事法庭實踐中很有特色的法庭調解制度。這是當代法律制度中的一個關鍵性的傳統，區(qū)別于古代傳統，也可以稱作中國的（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現代傳統或革命傳統。

與世界各國當前的調解制度相比，此制度有其過分強制性的弱點，在強迫一對對不能相處的夫婦勉強調解和好的案件中尤其明顯；但是，也有其相對高效率的優(yōu)點，在處理無過錯的離婚糾紛和其他無過錯民事案件時尤其顯著。今日，我們既需借鑒西方的明確維護個人權利的對抗性、必分勝負制度的優(yōu)點，也應適當推進中國傳統的息事寧人社區(qū)調解制度以及當代的法庭調解制度的優(yōu)點。這是《離婚法實踐當代中國法庭調解制度的起源、虛構和現實》和《中國法庭調解的過去和現在》兩篇所突出強調的論點。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就此把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法律實踐簡單地等同于其調解制度，以為它沒有判決傳統。為此，我在《中國民事判決的過去和現在》一文中首先詳細論證了清代法庭判決的實踐。儒家傳統打出的理想是一個無訟社會，即使有訴訟，也要求通過調解息事寧人來解決。但是，事實上，有許多案件是調解所沒有或不能解決的。在實際運作之中，如果雙方當事人堅持到庭審階段，一般縣官都會做出明確的、有法律依據的斷案。一方面，這是一個實用性的做法：排除一切阻力而堅持到庭審階段的雙方當事人一般都比較固執(zhí)己見，很不容易調解，判決乃是效率較高的處理方法。另一方面，清代的法律制度并不簡單只是儒家道德性理想的制度，而是儒法結合的實用道德主義制度，既有其道德化的一面，也有其十分實用性的一面。《大清律例》本身便同時包含道德化的原則（多見于其律文）和實用性的規(guī)定（多見于其例文），清代法律的實踐歷史乃是兩者的結合。

此篇和《中國法庭調解的過去和現在》更指出，中國法律的實踐歷史其實體現了一種比較特殊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的主流形式主義思想傳統相比，中國古代和現代都比較傾向于從經驗事實出發(fā)，把抽象原則寓于具體的事實情況，同時強調實用性，把它作為修改、補充道德性法律原則的標準。這和西方現代法律主流形式主義從抽象權利原則出發(fā)，要求通過法律演繹邏輯而適用于任何事實情況的思維方式十分不同。正是在這種經驗實用的思維方式之下，形成了中國法律制度長時期的實用道德主義特征。也正是這種思維方式才允許在今日的中國法律制度中，移植而來的形式主義法律和原有的實用道德主義法律兩者并存（形式主義則要求邏輯上的統一和整合，不會允許兩種制度并存）。

《中國法律的現代性？》一文則特別強調，現代性的概念和理念若要適用于中國，必須著眼于其實踐歷史，從實踐歷史出發(fā)，而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或理論。其實，西方本身的現代性真髓并不寓于任何單一的理論傳統，而在于其法律實踐歷史中多種傳統的長時期并存、拉鋸和相互影響。美國法律中的形式主義和實用主義兩大傳統的長時期相互滲透便是很好的例子。中國在近百年的法律實踐中其實已經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事法律條款和原則，以及獨特的法庭調解制度，并顯示了長時期的實用道德主義思維方式。它們足可視作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現代性的可能組成部分。今后可以在目前的移植和本土對立的語境中采取融合與選擇、協商和談判的做法，既要避免單一的盲從西方現代占霸權地位的形式主義理論和思維方式，也要避免感情化的簡單本土意識。移植的從權利出發(fā)的西方形式主義法律和中國本土的實用道德主義傳統可以相互補充、取長補短。其間的關鍵可能應是案件具體情況是否涉及過錯：在沒有過錯的糾紛之中，調解成效較高；在有過錯的事實情況下，則應明確判決，維護法定權利。

接下來是一篇關于治理和體制方面的思考。《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是對之前提出的第三領域概念的進一步思考。西方有關治理的理論分析一般都局限于正式官僚機構，把它們和民間社會建構成為一個對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但是近二十多年來根據檔案材料的研究證明，中國長期以來的地方基層治理實踐的關鍵其實并不在于官方和民間的二元對立體制，而在于其間的半正式、半官方的領域和治理方法。它依賴的是準官員，在清代是由社區(qū)顯要推薦經過官府認可的鄉(xiāng)保鄉(xiāng)保在不同區(qū)域有不同稱呼：在18世紀的四川巴縣叫鄉(xiāng)約，在19世紀的寶坻叫鄉(xiāng)約地保（或簡稱鄉(xiāng)保），在19世紀臺灣的淡水新竹叫總理。鄉(xiāng)保是清代法典里使用的概稱，在19世紀的寶坻，他們平均要負責約20個村莊的事務，規(guī)模接近當代的鄉(xiāng)。，民國時期則是同樣由自然村會首推薦的村長。這些人員并沒有工資、辦公處或文書工作，但他們所起的作用乃是國家機器和農村之間的關鍵性連接。在這種半正式治理之下，縣衙的一貫做法是任其自行運作，只有遇到糾紛或控告，或人員調換，方始介入，而介入的時候則是以解決糾紛為主要目的。這是中國長期在集權的簡約主義原則下所形成的治理實踐方法，非常清楚地顯示于清代的地方檔案。其部分特征也可見于其后的民國時期、毛澤東時期以及當前的改革開放時期。我們不能簡單地像西方學術那樣只用科層制化或（科層制化了的）福利國家等概念去理解中國現當代的地方治理。集權的簡約治理乃是中國前現代和現代傳統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其中的國家?guī)ь^ 村莊民眾參與的模式在今天可能仍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譬如，在公共服務業(yè)上），甚至可能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現代性的一個組成部分。

除了以上學術性較強的研究，筆者近幾年在國內為歷史學、（農業(yè)）經濟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的研究生們開辦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歷史學研究研修班時，感到有必要簡單地說明自己多年來從事學術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同時也有必要進一步澄清自己對當前一些現實問題的看法。因此，在上述的學術論文之外，著力寫了幾篇覆蓋面較廣而又比較通俗的文章。

一組是關于方法的文章，說明自己一貫要求從翔實的經驗材料出發(fā)，著眼于歷史實際和實踐，通過與不同理論傳統對話而形成自己的概念；在問題和重點的選擇上，不局限于單一理論傳統，特別關注不同理論的交鋒點，以及經驗證據所呈現的悖論現象。這種認識方法和近年西方強調實踐的理論以及中國革命在其早期形成的認識方法有一定的共同之處。這是《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fā)的社會科學》以及《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兩篇文章的主要論點。本書的最后一章《連接經驗與理論建立中國的現代學術》則更詳細地總結了我自己對理論研究必須緊密連接經驗的總體看法。

另一組是關于現實問題的討論，一反我自己多年來在美國學術和文化語境中對中國現實問題想而不寫的習慣，對當前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看法。這些文章不爭取達到歷史學術著作所要求的看盡一切可能得到的材料那種嚴格條件，只希望提出可能有用或可能引起討論的一些想法。它們是探討過程中的產品，最多只能說是做到利用長時段的歷史學術眼光，提出了一些與一般意見不大相同的方向性想法。

在農村問題和對土地產權的看法中，私有化和均分土地承包權兩種意見確實針鋒相對，但是，其實兩者基本上都認為中國農業(yè)必須等城市化和工業(yè)化吸收了大部分的農村人口之后，才有可能大規(guī)模發(fā)展。也就是說，在所謂的三農問題中，農業(yè)問題要到將來才有可能解決，務農人口要到將來才可能徹底擺脫貧窮。我的三篇文章試圖超越這種思想局限，在中國農業(yè)只可能長時期仍然是小規(guī)模農業(yè)的前提下，為農業(yè)和農村問題尋找出路。

首先，《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yè)》一文突出半工半耕制度的實踐邏輯，說明在土地不足和勞動力過剩的過密實際下，進城打工的農民和農戶同時依賴打工和種地兩柄拐杖來維持生活，體現的乃是一個制度化了的低收入口糧地種植 低收入城市臨時工的就業(yè)模式。在這樣的制度之下，農業(yè)和農村被普遍視作一種絕境，離快速上升的城市生活水平越來越遠。這種農業(yè)是條死路的意識乃是所謂三農問題的一個關鍵性的根源。

《中國農業(yè)面臨的歷史性契機》的寫作目的則是在絕境中尋找出路。文章指出，食物消費和農業(yè)生產正經歷著一個結構性的轉移，從以糧為主到糧食與菜、果及肉、魚兼重的模型。新的模型可以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并為農民帶來較高的收入，伴隨近年來的農村大規(guī)模非農就業(yè)，這個消費與生產轉型正賦予中國農業(yè)一個歷史性的發(fā)展契機。20世紀80年代不太現實的適度規(guī)模設想，也是六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沒有可能達到的規(guī)模，在改革開放以來快速的城市化和大規(guī)模的非農就業(yè)環(huán)境下，配合農業(yè)的結構性轉型，已經成為完全可以做到的現實可能。適度小規(guī)模、高勞動密集度，結合種植和養(yǎng)殖、糧食和菜果的新時代的相對高收入的小農農場，乃是當前十分現實的選擇。它也可以是使用后工業(yè)時代的技術，尤其是生物技術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生態(tài)農業(yè)。這樣，在城市化和工業(yè)化進展的同時，可以促使農業(yè)去過密化，提高務農人口的收入水平，由此反過來擴大工業(yè)產品在農村的市場�，F當代中國與西方先進國家的一個基本不同是小規(guī)模農業(yè)長時期延續(xù)的現實。面對這個現實以及十分緊急的三農問題，我們不能只期待西方模式在中國將來的實現，而必須抓住當前的歷史性契機，由國家?guī)ь^大規(guī)模投入新時代的小規(guī)模農業(yè)，借以解決農村貧窮問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發(fā)展。

沿著上述的思路，我另外和彭玉生教授合作《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與中國小規(guī)模農業(yè)的前景》一文，試圖對中國農業(yè)的近、中期前景做一個比較系統的量化估計。文章強調，中國農業(yè)正處于一個由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而形成的契機中：首先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生育率的下降終于反映在新就業(yè)人數的明顯下降中；然后是80年代以來，先是鄉(xiāng)村工業(yè)化，而后是大規(guī)模城市化建設，吸收了兩億多的農村勞動力，形成歷史性的農村非農就業(yè)大趨勢；最后則是因改革以來人民收入的提高（雖然是伴隨社會分配極其不平均的加�。┒�形成的食物消費轉型，從以糧為主的模型轉向糧食與菜、果及肉、魚兼重的模式，因此形成新型的需求以及農業(yè)生產結構的轉型，也是向需要更多勞動力投入的農業(yè)的轉型。其結果是在農業(yè)勞動力供應減少的同時對農業(yè)勞動力需求的提高。面對這個歷史性契機，如果國家適當扶持，其結果應該是農業(yè)的去過密化和農業(yè)勞動力收入的顯著提高。

此文采用了計量方法，但絕對不是為技術而技術，無謂地加上貌似精確、高深但實質上煩瑣的公式與方法。量化的目的和其他的經驗研究一樣，需要和概念的提煉反復來回、相互促進，在整個過程中與分析概念緊密結合。

最后，回顧自己最近25年來的學術生涯，可以說雖然在題目和方法上多有變化，但前后貫穿著同一個問題，即怎樣通過與（西方）現代主要學術理論的對話來建立符合中國歷史實際和實踐的概念和理論。最終的結論是，人文社會領域與物質領域不同，沒有單向的或純客觀的規(guī)則，只有客觀與主觀雙向互動的實際；沒有超時空普適的理論，唯有連接一定歷史條件的分析概念。這是本書最后一篇《連接經驗與理論：建立中國的現代學術》的中心論點，文中扼要討論了今天影響最大的一些理論流派的局限，澄清我自己提倡的學術方法，并把它具體化為為國內青年研究生設計的研修班內容（見所附《課程大綱》）。在這個問題上，我今天集中討論的問題與25年前并無不同，甚至可能更為迫切。此文既可以當作全書的總結來看，也可以當作其導論來看。

與過去的不同在于，我自己近年來對于現實問題的積極關懷，和在美國環(huán)境中的消極關懷很不一樣。讀者明鑒，這里納入的新近的一些文章，可以說是那種關懷和學術研究的互動下的作品。這個新近的動向對我自己的學術研究到底會引起什么樣的變化，還是個未確定之數。從這個角度來說，此書既是我過去研究的總結，也是我未來研究的新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