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個智識上的游蕩者

他說，日本人是一個美術家，而非音樂家、文學家；日本的文學則缺乏哲學、倫理深度，無法探測人性的深度；他說日本知識分子與沙皇俄國的知識分子不無相似，他們有著高度教養(yǎng)，卻陷入社會性孤立；他還感慨日本人缺乏分析、科學能力，缺乏整體感，只生活在此刻，因此輕易地被軍國體制裹挾，擺脫它時，亦毫不費力；他說，日本從前引入技術、制度，如今要加倍開放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記得初讀《何謂日本人》時的欣喜。它在文藝復興繪畫、哥特教堂、馬爾羅與《萬葉集》、茶室的空間與能劇見自由穿梭，文字雖不無雜亂，判斷亦可能武斷，其洞察卻無處不在，總能在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之中，找出一種內(nèi)在聯(lián)結；在一個紛繁的世界圖景上，辨析出日本的獨特性。
這本書出版于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初，半個世紀后讀起，仍妙趣橫生，我記住了作者的名字加藤周一。不久后，我又讀他的《日本文學史序說》，這是另一次欣喜，它讓我想起了勃蘭兌斯的筆端，文學作品與其背后的時代思潮同時涌出，判斷明快、有力，全不似我習慣的日本學者，他們往往拖泥帶水、邏輯含混。
對他的背景所知甚少，我卻感到他是日文化界的某種異端，擁有一種局外人的清澈。對于戰(zhàn)后興起的一代日本思想家，我總感欽佩，他們從黑暗中重生，創(chuàng)造出一個思想繁榮時刻。其中，丸山真男的縝密與恢弘令人驚嘆，鶴見俊輔的敏捷、頑皮引人深思，但加藤周一讓我產(chǎn)生特別的個人親近感。當我偶然在他的一本書的后記中，讀到這樣的段落，這親近感被正式確認了，他講起自己的游離各地的感觸：既有劇場在傍晚六點開的城市，例如東京，也有戲劇從晚上九點半開始的，比如威尼斯……位于山谷間的城鎮(zhèn)，比如薩爾斯堡，不論走到哪里風景都很別致，坐在臨近谷川的咖啡館的涼臺上，傳來的是人們談論莫扎特歌劇的軼聞……但在遼闊的草原城市，比如美國的俄克拉荷馬城、埃德蒙頓，是沒有郊外的，駕車跑上百公里都不會有什么變化，看不到遠處的山脈，也看不洛克教堂的尖塔。
是的，他是一個游蕩者，一個日本社會很少出現(xiàn)的脫軌者。他能擺脫對于慣性生活的依賴，擁抱陌生的文化、習俗，并因此獲得了看待日本的新視角。他也是那種已經(jīng)消亡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從俳句、茶道、建筑、歌劇、繪畫到文學理論、政治分析、時間哲學，無不涉獵。這不正是我想過的生活嗎？穿梭于世界各地，因此訓練出敏銳的比較視角，能在熟視無睹的現(xiàn)實中，發(fā)現(xiàn)意外。
當然，你要承擔一種恒久的孤獨，在自由、好奇心背后，是一種被迫時刻處于的警惕、時不時到來的失語，令人身心俱疲。
我懷疑，家族的影響已為加藤先生指定了未來。在他迷人的回憶錄《羊之書》的開篇，就是對那位特立獨行的外祖父的描述。他是明治的西化與江戶余韻的共同產(chǎn)物。他既在新橋花天酒地，又在米蘭聽卡魯索唱普契尼與威爾第，也曾前往澳大利亞為日本陸軍置辦戰(zhàn)馬。退伍后，他經(jīng)商，并在一戰(zhàn)中發(fā)了財。當加藤周一一九一九年出生時，外祖父在銀座開設了一間意大利餐廳，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種情人之中，用家人聽不懂的語言調(diào)情。這氣氛部分浸潤入外孫的血液中，盡管終身沒有學會外祖父在面對異性時的從容，加藤周一卻學會了愛整個世界。多年后，第一次前往歐洲，他在地中海的蔚藍海水、倫敦的舊事務所、羅馬街頭，都感到了童年的印記它不是跋涉千里終于抵達的異域，而是悠長假期后重新返回的故鄉(xiāng)。
外祖父代表的風采，逐漸不合時宜。中學生加藤周一發(fā)現(xiàn)，自己每天要在極度禁欲的父親主宰的家庭與進行軍國主義精英教育的模范中學往返。外祖父的個人趣味，父親的耿直，帶給他一種本能，一方面，逃進西方的文學藝術世界，二次大戰(zhàn)之間的東京，匯聚了無數(shù)的翻譯文學、印象派之后的那些繪畫作品的復制品和德國浪漫派的樂器，這個地方足已讓你徹底忘掉日本傳統(tǒng)文化，但又不足以讓你完全理解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他也被歌舞伎舞臺上的游俠與強盜吸引，這些主人公身上都隱約潛藏著某種特質(zhì)，暗示他們會沉迷女色、爭強好斗和反抗權貴。
面對越來越狂熱的時代，他在一小群朋友中獲得慰藉。在國民總動員的荒誕氣氛中，他們談論馬拉美，醫(yī)學訓練則讓他確認了自己思維方式，只有在準確的事實基礎之上做出可能范圍內(nèi)的所有結論，對無法驗證的所有判斷都持懷疑態(tài)度，他也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某種理想，想理解整個世界，涉及人類生活的全部，既包括感覺、感情，又有無邊無際的知識。
他熬過了戰(zhàn)時歲月，吃驚地發(fā)現(xiàn)廢墟之上的日本人突然變了一個模樣，戰(zhàn)場上的惡魔，變成一個好父親、好丈夫。他不禁懷疑，明天，他將再度變化嗎？他以一個業(yè)余作家的身份，參與了戰(zhàn)后文化重建。這段經(jīng)歷也令他對日本社會保持著終身的疏離感與批判性，當他有機會前往法國時，他毅然將自己拋入一個新軌道。短暫的學習，最終變成一場漫長的追尋之旅。他甚至放棄了一段京都的戀情，那個迷人女子讓他對傳統(tǒng)日本產(chǎn)生新的感受，不過，歐洲更自由、熱烈的姑娘們，總給他新的誘惑與靈感，并最終找到自己的真愛。作為一個戰(zhàn)敗國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在對西方的探尋中，也要克服自己與日本的身份焦慮。一九五五年，他在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中說，日本就是一種雜交種文化，它無須追尋那種純粹性，這也是它的獨特性來源。他放棄了醫(yī)學，還前往北美教授日本文學。你可以想象，面對一群加拿大青年，倘若你要說清楚元祿時代或江戶末年的審美趣味，必須提供一種更普遍的視角�？缥幕�交流的迷人與挫敗皆賴于此，熟悉的事物重新陌生化，散發(fā)出新的魅力，同時，你又可能陷入失語，掙扎于表層的交流，廣博與深刻常彼此嫌棄，不愿共存。
我希望向他請教。很可惜，加藤先生于二〇〇八年去世。直到去世前，他仍是個不知疲倦的旅行者，手不停揮的寫作者。在閱讀《羊之歌》時，我不斷感到，盡管所處時空不同，思想的深度與廣度皆相去甚遠，我們也是某種同路人。盡管一個民族的深層思想結構的陰影濃烈，但個人仍有可能獲得自由。他沒有成為外祖父般自由自在的花花公子，卻是一個智識上的真正游蕩者。

許知遠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