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創(chuàng)作完成近40年，《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yè)》得以以簡體中文版出版，真讓我感慨萬千。
這本書原本是我在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的博士論文（University of Auckland, 1982）。當時商務印書館的總編輯兼總經理陳原先生很支持我的研究，他提議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書，我真是求之不得。1985年，此書的英文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為The life and times of Zhang Yuanji（18671959）,那個年代國內用外文出版的書籍很少，陳原先生此舉可謂破格。幸而出版后頗有肯定和好評。多年以后（2009年）我榮幸獲得新西蘭皇家科學院院士資格，評審委員會主席頒發(fā)獎狀和獎章時，首先提到的便是我早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關于張元濟先生的這一本書。陳原先生與許多幫助過我研究這一課題的文壇前輩們如果泉下有知，差可告慰吧！
1979 年，因撰寫博士論文，我決定要到中國找尋張元濟的第一手資料。當時我已移居新西蘭多年；我從小在香港長大、念書，從來沒有機會踏足內地。在香港大學我念的是歷史，主修中國近代史，對五四時期的思想變革以及文化、社會、民生的翻天覆地變遷十分好奇。我常想：處于新舊變革時期的人士，他們對前途如何取舍？自己如何定位？特別是如張元濟那樣的愛國知識分子，看到國家的種種危機，列強環(huán)伺，空有報國之心，應該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之路？
我個人比較喜歡探討的一向不是大英雄，而是平易近人的人物。任何一個大時代，能對社會有貢獻，甚至開風氣之先的關鍵人物，一定是有理想、有抱負、肯實干，敢于把握機會，愿意創(chuàng)新且持之以恒的人，就像張元濟那樣。
剛開始研究時，我對張元濟先生所知少得可憐，只知道他是商務印書館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在清末民初的新舊交替時期，立志以啟迪民智為終身事業(yè)。后來開始追尋史料，知道他是海鹽書香世家，1892年考中進士（與梁啟超、蔡元培同時代），授翰林院庶吉士，兩年后，入刑部任主事，后出任總理衙門章京。戊戌變法期間還蒙當時有志維新改革、年輕而有理想的光緒皇帝單獨召見。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慈禧太后廢止了新政，變法的積極參與者都受到株連，對一介書生的張元濟，倒沒有太嚴厲的懲罰，只是下旨革職，永不敘用。張元濟從此離開京城，不涉跡官場。
進士出身的張元濟愿意投身當時在上海的小小商務印書館，可謂眼光獨到。從一個讀書人轉而成為一個實業(yè)家，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埵系牟粩[架子、實事求是的風格，從他與排字工人出身的夏瑞芳的多年莫逆之交便可以略知一二（對此商務印書館的館史資料有許多詳細記載）。
19世紀末期，中國的文化出版尚在起步、摸索前進階段。期初張元濟借重日本的先進印刷技術，也吸收日本資金，合資經營。到了1904年廢除科舉，全國開辦新學堂，急需新式教科書。商務印書館與日本的金港堂（當時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教育出版社）合作，引進新設備，也借重先進經驗。張元濟親力親為地參與教科書的編輯工作，一番經營下來，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小印書館發(fā)展成中國近現代最大的出版社。到了民國時期，張氏果斷收回日股，實施科學管理，商務印書館發(fā)展成為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民族出版企業(yè)，擁有自己的印刷廠、教育玩具廠，旗下書店遍布全國。商務印書館發(fā)行了許多教育書籍、參考書以及與教育方法理論有關的書籍，最重要的是商務印書館有自己的編譯所，后來還建立東方圖書館，成為中國的新文化中心之一。張元濟先后任編譯所所長、經理，對編輯、發(fā)行、經營都是親力親為。
為了進一步了解張元濟的生平及事業(yè)，我曾于1979年和20世紀80年代早期專程來北京和上海尋找資料，并拜訪了曾與張元濟共事的文壇前輩。這些往事對今天的讀者而言，可能有一些參考價值。
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文化界尚未恢復元氣，不少機構也是百廢待興。我遠在新西蘭，對當時中國的情況一概不知不懂。通過奧克蘭大學以及本國大使館申請去中國的簽證，說要到北京、上海做商務印書館的研究。幾經輾轉，費盡艱辛，終于得到中國大使館回復說我可以入境,但只可以到廣州因為當時新西蘭華人到中國的理由只可以是歸鄉(xiāng)，還問我家鄉(xiāng)何處？家父祖籍廣東中山，但我們宋家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就已移居香港。大使館工作人員說，新西蘭華人早年都是從廣東出去淘金的，所以我只能從廣州進入中國，然后在廣州等待批準，看看可否北上北京和上海。
幸運的是此前我已經寫了不少信件給商務印書館當時商務印書館已經搬到了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的信得到了陳原先生的回復，他表示愿意幫忙。我當時怎能想到有不少文壇先輩正熱心地等待我的出現（我不是指我個人，而是像我那樣的年青學人，有志找尋商務印書館歷史的人），并愿意慷慨提供一切幫助，以保證前人的寶貴事跡不會被忘記。他們的熱心幫助，成了我辛苦研究的最大動力。
在這里我一定要提及孫源伯伯。我聯系到孫伯伯時，他在外文出版社任法文組副組長。二戰(zhàn)時，孫伯伯曾與家父一起從桂林逃難至重慶；他們同屬一個愛國團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一起擔任盟軍的翻譯人員，家父翻譯英語，孫源伯伯翻譯法語。二戰(zhàn)時期法國維希政府投降以后，戴高樂建立流亡政府，孫伯伯作為文化人和法文譯者一直為戴高樂的駐華代表團奔走，并曾擔任代表團新聞組中文秘書；二戰(zhàn)結束后，孫伯伯為法國在華外交工作做出一些貢獻，并于1947年獲得法國文學院騎士勛章。這些淵源，我是后來才知道的。孫伯伯在出版界有不少摯友，包括商務印書館和其他文化界的前輩。因為有他的幫忙，我得以聯系到陳原先生；后來孫伯伯還帶我拜訪了茅盾、葉圣陶、胡愈之等曾經供職于商務印書館的文化、出版界的泰斗。
1979年11月29日下午3點左右，我來到了北京東四汪芝麻胡同49號胡愈之先生的住所，那是一個氣派非凡的四合院, 當日胡愈之先生本應參加人大常委會，因咳嗽而在家休息，因此我得以有幸拜訪，從胡愈老口中了解張元濟先生的往事。
與胡愈老談了約一個小時，4點30分左右，我來到了交道口南三條13號茅盾先生的家。見到茅盾先生時我很緊張；得知我來拜訪，他當天特意穿了藍色的暗花織錦長袍見我，以示隆重。進門后，我們來到后院大書房中坐下,屋內四周都是書架，大書桌上文房四寶排列。他當時在寫《我走過的道路》，我記得書稿就在他的桌子上。茅盾先生很健談，但有些中氣不足，時常氣喘；茅盾曾擔任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的編輯，他對張元濟評價很高，特地找出從前他同張元濟往來的書信給我看，還給我看他收藏的嚴復同張元濟的來往書信。茅盾先生遞交給我兩本他的小說《子夜》（Mid Night），一本托我送給奧克蘭大學圖書館，另一本贈送給我。臨別我請茅盾先生在我的筆記本上簽名，他先是簽沈雁冰，簽完說自己的字寫得不夠漂亮，然后又用他熟練的簽名茅盾簽了一次，這才滿意。至今我仍留有茅盾先生簽名的筆記本（同頁還有胡愈之先生的簽名）。同茅盾的訪談我做了錄音，20世紀90年代茅盾在桐鄉(xiāng)的紀念館籌備開幕式的時候，到處找不到他說話的聲音，孫源伯伯知道我當時曾錄音就找到我，于是我把當時采訪茅盾先生的錄音帶送給了茅盾博物館，自己也沒留個備份，至今引以為憾。
茅盾、胡愈之、葉圣陶等諸先生都是與張元濟同時代的人，他們都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過，知道張菊老的工作態(tài)度，知道他的行事和操守。通過與他們的交流，我下筆寫論文時也有了一定的信心，敢比較大膽地推論當時商務印書館為什么會有某些出版方針，或者張元濟邀請某某人士作為某某雜志的主編，是哪些長遠計劃的一部分。
此行還有一大收獲就是在商務印書館見到了張元濟的館事工作日記。我看到時，這疊厚厚的紙張用布包著，上面有毛筆寫的燒毀二字。我明白這是劫后余生的珍貴文物。這些日記都是手稿，寫在很薄的紙張上。按照當時的管理規(guī)定不可以影印，但可以用照相機拍攝稿件。我與丈夫夜以繼日地工作, 不停拍攝。那是張菊老1912年至1926年的工作日志，內容精簡而有條理，分列公司、編譯、職員、雜記、財政、印刷、發(fā)行、用人、應酬、分館等項目，還記錄了每日收發(fā)的信件。這份珍貴的原始史料，對了解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的工作是最可靠、最權威的文獻。1982年商務印書館85周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隆重的紀念儀式，參加者都獲贈《張元濟日記》上下兩冊，大家都說這是非常珍貴的原始史料，而那時我已經看過大部分稿件了，想來真是非常幸運。
但當時的研究工作還是很困難而艱苦的。1979年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的研究條件尚未恢復，如要影印文件，就算是開架的書籍雜志，都要先申請，由圖書館工作人員進行。記得北京圖書館還在景山，房子簡陋，沒有暖氣，讀者都拿著裝熱水的玻璃瓶子取暖。我一般都是抄寫，做筆記，凍得發(fā)抖。平日起居出行也不容易，買食物需要糧票，出入也只有很擠擁的公交車。我清楚記得那時北京的人行道旁堆滿了大白菜和煤球，來往的自行車好像流水一般，連過馬路也要鼓起很大的勇氣。
商務印書館在晚清、民國時期出版的雜志不少，如《政法雜志》《東方雜志》《外交報》《小說月報》等，當時都是開風氣之先，影響力很大。今天這些重要文獻全部影印出版了，全國圖書館都備有全套，而在1979年1983 年間卻是非常難找。我覺得要了解當時創(chuàng)刊的背景、原因、宗旨等情況一定要看看創(chuàng)刊緣起、首刊編者引言等，這些都要花很多時間抄錄。如今想來，這些抄寫工作，也有想不到的好處，就是令我對文章的論點和細節(jié)印象深刻。與今天看看文章標題，然后吩咐研究助理影印輟要，感受的深淺是完全不同的。
鼓勵我的是前輩學者的熱心，他們往往是破格相助。陳原先生兩次安排了座談會，為我請來了老編輯、檔案館人員，包括陳翰伯、吳澤炎、陳峰、楊德炎、沈野、季嘯風等。他們耐心地為我講述他們早年在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以及張菊生老的事跡。1979年11月28日再次座談，出席的老人包括任永長、戴孝侯、陸廷玉、汪家熔等。通過座談我了解到商務印書館如何從小小印刷所發(fā)展成中國首屈一指的文化出版企業(yè)，如何網羅人才，如何制定編譯和出版政策。參會的這些前輩對商務印書館的館史及張元濟先生的事跡都是知無不言，耐心解說。我有寫工作日志的習慣，每次座談會，我都會請參加的老人家在我的日志中簽名。今天再找出來，看到當時的記錄，前輩們的音容笑貌，還歷歷在目。
除了商務印書館舊人外，我到上海最大收獲是見到了顧廷龍先生。顧廷龍當時是上海圖書館館長，他給我看了幾套很難得的手抄本，包括《涉園張氏遺文》《張菊老九十大慶全集》《汪穰卿師友手札》。研究歷史事實需要證據，而顧老給我看的都是了解菊老為人操守以及世人對他評價的寶貴原始一手資料。除此之外，顧老還給我出示了許多張元濟與他的好友的往來信件，例如與嚴復的通信，交流許多有關翻譯的細節(jié)；與胡適的往來書信，涉及層面更廣泛（見本書附錄《新舊交替時期兩位學人的探討》），更是重要的文獻。
在上海時，我天天坐在圖書館抄張菊老的詩文、信件，不遺余力。那時候上海圖書館還在南京路，就是我們住的國際飯店對面, 可以一早趕過去，工作一整天。日后我才知道，顧廷龍先生是早年合眾圖書館的館長，追隨張元濟多年，所以對我的研究工作鼎力相助，把最關鍵性的資料都提供給我。
記得我到上海圖書館的前兩天，顧老坐下來看著我翻開這些手稿，我以為他有些不放心，擔心我會弄壞這些珍貴文件。后來張元濟之子張樹年先生說，顧老是擔心我這香港來的番書女不能讀懂沒有句讀符號的文言文。幸好家母很注重我們的國學根底，從小有老師教我們四書、《左傳》《古文評注》等，也學了一些書法入門，才可以看懂顧老給我看的重要文壇人物與張元濟的往來書信，明白他們的抱負與對以后出版發(fā)展的方針、對時局的看法，等等。
在上海我見到了張樹年先生。樹年先生長得像他父親，他十分愿意提供他掌握的一切資料，對張菊老的生平、操守，更是知無不言。日后我回到新西蘭，與張樹年先生的往來信件不斷。他抄錄了許多他父親的文章、信件，解答我許多問題。當時在海外，國內的情況經常被一些不實宣傳或錯誤報道蒙蔽、歪曲，像張元濟這些傳統(tǒng)學者，又曾是民族資本家，在海外便被說成是中國共產黨的斗爭對象。海外有文章說張元濟1949年在商務印書館工會成立大會上中風癱瘓，此后神志不清，郁郁而終云云。當時新西蘭與國內情況比較隔絕，加上海峽對岸有許多流言，積非成是，張元濟被斗爭至殘廢之類的不堪故事幾乎成了定論。樹年先生給我看了張菊老與工會領袖的來往信件，證明他們的關系一向融洽。至于說張菊老因中風后成了廢人，樹年先生讓我看了不少老人家病后的文章與詩作，還有病后出版的版本目錄學專著《涵芬樓燼余書錄》�！逗覙菭a余書錄》介紹了東方圖書館1932年被日本人轟炸后，曾在館中珍藏的、沒有被燒毀的幸存古籍善本書，包括宋刊本93部、元刊本89部、明刊本156部、鈔校本192部和稿本17部的版本源流、優(yōu)劣比較和收藏情況，堪稱后來版本目錄領域學習者、研究者之寶鑒。張元濟能在病后編著這種艱深而且需要詳細考據的書籍，可見海外的流言蜚語都沒有根據。
張元濟在中風后身體沒有完全康復,但是他恢復了很敏捷的思維，他的右手功能也得以復原，可以用他喜好的毛筆寫下大批的書信和文章。文章內容豐富，有批評社會對底層弱者的不公平（《哀女奴》），有感嘆英法兩大國在蘇伊士運河戰(zhàn)爭的失利（歐羅霸業(yè)行將盡、殖民片壤留余臭），這些針對時事批評的文章，可以看到張元濟對當時國內與世界發(fā)展的敏感與關心。
1992年，香港商務印書館約請了張人鳳先生和鄒振環(huán)博士兩位聯合把我的博士論文翻譯成中文，以《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yè)》為名出版、發(fā)行。人鳳先生是樹年先生的兒子, 鄒博士在復旦大學從事文化史與出版史研究,他們二人都是翻譯此書的理想人選。我很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對本書的排版、印刷、插圖與裝幀設計，編輯還在每一章節(jié)后都加了注解, 這些工作都下了不少功夫。我偶然看到一篇書評，作者很推許這本書的論點和推論，特別提及研究的詳盡，對歷史考證的精確，稱比較難得。記得該文提到不知作者、譯者是誰，不知如何成書云云。我希望寫了這再版感言算是對關心本書的讀者，稍有交代。
距我創(chuàng)作、發(fā)表《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yè)》已近四十年了，我個人最高興的是國內對張元濟的研究越來越蓬勃，國外對商務印書館在清末民初，以至近代對中國文化發(fā)展的偉大貢獻也更加了解。在這個過程中，遠在新西蘭的我可以參加研究, 并且在起步時刻起了一些正面作用，于我而言這實在是值得紀念的事情。
葉宋曼瑛（Manying）
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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