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中國叢書》的策劃始于2002年，那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還叫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時任社長郭又陵先生來我校訪問，我?guī)�他瀏覽了本館所藏的大批與中國有關的西文舊籍。其時自改革開放后興起的又一次西學東漸熱潮正盛，域外漢學和中國學的經典作品在被有系統(tǒng)、成體系地引進。我們覺得，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和交流，離不開旅行家、探險家、傳教士以及后來的外交、商務人士和學者。這些來華外國人的親歷紀實性著作，雖然不是域外漢學的主流，也是與漢學和中國學緊密相關的材料，值得翻譯出版。郭社長回去后邀請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會長耿昇先生擔任共同主編，獲得首肯。耿先生并為叢書作序，確立宗旨如下：《親歷中國叢書》只收入來華外國人的親歷紀實性著作，包括探險記、筆記、考察報告、出使報告、書簡等。內容力求客觀、公允、真實，并兼顧其科學性和可讀性。在允許的范圍內，力求滿足中國學術界的需要，填補空白和彌補不足之處。也就是說，集中從一個方面配合方興未艾的對西方漢學（中國學）的研究，提供國內難得一見的資料。

經過2年的運作，第一批2種譯作于2004年面世，反響頗佳。至2010年，《叢書》出滿10種，耿昇先生退出，改由郭又陵社長共同主編，筆者寫了新序，裝幀也更新了。接下來的6年又出版了10種，郭社長榮休，出版社領導更替，此后只履約出版了3種簽了合同的書稿，《叢書》的出版于2019年告一段落。

回顧歷程，必須感謝郭又陵社長作為出版家的遠大眼光和胸襟。這部叢書的經濟效益或許并沒那么好，社會影響卻出乎意料的好�！秴矔�》中的《一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社會》獲2012年度引進版社科類優(yōu)秀圖書獎，《古老的農夫 不朽的智慧中國、朝鮮和日本的可持續(xù)農業(yè)考察記》被評為第十三屆引進版社科類優(yōu)秀圖書，于2002年正式啟動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曾有意把它納入，因技術原因未果。學界熱烈歡迎這類域外資料，從中發(fā)現(xiàn)不少有用的材料。比如《我看乾隆盛世》，書名幾成口號，內容被多種著作引用。即便是民間，該書也引起一些有趣的反響。比如《我的北京花園》中立德夫人客居的到底是哪個王公的園子，一批網友曾熱烈地探討過。其作為史料的意義，更是突破了最初設想的漢學范疇，日益彰顯豐富。簡而言之，因為《叢書》所選的西文舊籍都是公版書，當初截止于晚清，目前已擴展至民初，差不多涵蓋整個近代。

近代史料的形式多種多樣，過去相當一段時期，學界對與政治史相關的檔案文獻關注較多，其他，尤其是與當時中國的地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物等相關的記載被相對忽略。本叢書所收集的紀實性著作的作者包括政府官員、軍人、商人、傳教士、學者、旅行家等。他們游歷經驗豐富，受過良好教育，在中國的時間少則半年，多則幾十年，其中許多人還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他們對在中國的所歷、所見、所聞做了細致深入的觀察和記錄。因為記錄者是外來人，從而對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事物天然地懷著某種好奇，對中國人無意識或不屑記錄的內容的轉述，到今天恰恰成為極為珍貴難得的史料。又因為近代中國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各地的山川風物和社會百態(tài)多已煙消云散，卻被凝固在這些西方人的著述當中了，就像琥珀中的昆蟲，歷盡歲月，依然栩栩如生。它們不但是研究中外關系、中外文化的互動等方面的極其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還是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生活史方面的重要資料，正可以補上述之闕。換言之，這類舊籍有如一個包羅萬象的寶庫，不但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同學科都有可能從中發(fā)掘出有用的材料，一般讀者也可把他們當作Citywalk的指南，據(jù)以追懷各地的當年風貌，得到有趣的閱讀體驗。

我們還要再次強調，整理、翻譯、出版這一系列叢書的目的，是為了保留歷史資料，因而盡量少做刪節(jié)，也不在文中橫加評論。但是這些書的原作者，都來自100多年前，那樣的時代，身份各異，立場多樣，有些人免不了帶有種族優(yōu)越、文化優(yōu)越和宗教優(yōu)越的心態(tài)，行文當中就表現(xiàn)出對當時的中國、中國人、其他宗教、其他文化等的歧視。也許還有個別人是懷著對中國進行宗教侵略、思想控制、殖民控制等目的來到中國的。希望讀者在閱讀這些文字時，既有海納百川的胸懷，也有清醒的認識；既要尊重他人的善意旁觀，也要站穩(wěn)自己的立場；對一些惡意的觀點，堅持批判的態(tài)度。

因此，同樣非常感謝九州出版社同仁的眼光和胸襟，愿意接過這套叢書繼續(xù)出版。我們的計劃是一邊先再版早期的反響良好的譯作，一邊逐步翻譯新書。再版的譯文都請原譯者修訂一過，唯當初的翻譯說明或序言之類一仍其舊，以存歷史，特此說明。

李國慶

2023年歲末于哥倫布市細葉巷

本書作者原名Bernard Upward，音譯為伯納德·厄普沃德，這里采用的中文名出于書中的一份護照。他的生平資料很少。我們目前只查到他是英國人，出生于1873年，1897年被英國倫敦會派來漢口傳教。1907年4月號的《美國神學學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載有他參與撰寫的一篇文章，注明他是漢口倫敦會傳教士（vol. 11, no. 2, p. 185216）。英國傳教士、記者埃德溫·丁格爾（Edwin John Dingle，中文名丁樂梅，18811972），在他描寫辛亥革命的《中國革命記：19111912》（Chinas Revolution:1911-1912）中，注明有兩章是出于余恩思之手（第十三章袁世凱和第十五章導致革命爆發(fā)的一些因素），書中的許多照片也是他提供的�！段錆h地方志·武漢市志（18401985）》上有簡略的一條，說他1926年受漢口協(xié)和醫(yī)院院長紀立生派遣，與漢口地皮大王劉歆生之子劉西滿聯(lián)系獲得13畝贈地，使該院得以建成。由此可見，他在中國至少生活了近30年。

作者在前言中說到本書的緣起、讀者對象和目的：受英國倫敦總會之邀，寫給英國青少年看，希望能以此吸引他們加入或支持海外傳教事業(yè)。因此，本書不像一般的傳教士著作那樣充斥著似是而非的政局分析、枯燥乏味的宗教說教 或對中國事物的一知半解，而是以生動活潑的語言，描述了他們在中國的活動，包括興學啟蒙、行醫(yī)救人，以及中國人的性格習慣、文化風俗、日常生活，特別是兒童和女子的狀況。上述種種，加上所附的大量照片（74張），雖然歷時已久，不夠清晰，仍十分難得地為我們保留了一些100多年前武漢地區(qū)的社會資料。

也因為本書的性質，除了學術界可用它作研究資料以外，一般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也可以把它當前朝故事來讀。作者寫這本書時（1907年），清朝已到末路。此后百年，政權幾度更迭，思潮來來往往，人世紛紛擾擾，中華走向了共和國。今昔對比，讀者或能從本書所描寫的看出我們的社會風俗、民族性格、教育方式、醫(yī)食住行，到底有多少進步。當然，余恩思是個傳教士，寫作本書時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傳教事業(yè)。對于由此而生的荒謬之處，讀者自可會心一笑而置之。如能敞開胸懷，或許也能自本書拾得吉光片羽。本書底本是英國倫敦會1908年版的The Sons of Han: Stories of Chinese Life and Mission Work。譯文是三人合作的成果。具體而言，鄒秀英譯了第16和第1112章，徐鴻譯了第710章，本人譯了正文目錄、插圖目錄和作者前言，并審校了全稿。兩位女士盡管是第一次為《親歷中國》叢書翻譯，譯稿都既忠于原文，又生動流暢，所以并不需我做多少改動，不敢掠美；如果有錯，其責還是在我，亦不敢推卸，特此說明。

李國慶

2012 年 6 月于俄亥俄州立大學鏡湖畔

這是一本圖文并茂的青少年讀物，也可以看作是傳教士的老生常談。

本書主旨是介紹中國人的生活和在這個偉大的民族中傳教的一些情況。這個題目是如此寬泛，選擇便成了最大的困難。兒童生活豐富多彩，本書可以很容易就被他們的故事和活動填滿。民間傳說也是個有趣的話題，材料極其充沛，包括許多神奇的故事。巨細無遺地描述我們在華中地區(qū)傳教工作的各個方面，恐怕不是個好辦法，因為本書意在向年輕讀者介紹我們對這個偉大民族的觀察，而且我們越了解，對她就越熱愛。所以作者選擇了幾個在傳教士看來較為突出的中國人生活的方面，用筆和相機呈現(xiàn)給年輕讀者，希望今日播下興趣之種，來年結出事業(yè)之果。

余恩思

1907 年 7 月于漢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