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在清華讀閑書，讀到蒙田為自己的健忘癥羅列各種妙處時，我還忍俊不禁，卻沒留意我那時已顯露出各種健忘的跡象。讀研中途，帶老友老謝去我江西的老家，卻徑直走進別家院子，我自嘲說是早上霧大，他卻不依不饒，說是連夢游者都不會找錯自家；到北大教書初期，有次去清華東門參加活動，半夜回北大東門外的家，我記得這兩處在同一條街的兩端，就謝絕了學生的相送，獨自往家走，卻越走越覺森然，問一位搶修管井的橙衣工人，說是我走反了方向；在杭州的一次聚會，我錯拿了劉家琨的行李，他對我的形盲程度極盡諷刺，說是我倆的行李雖有黑色的共性，卻有箱與包的形別，并責備我那時近視多年卻不戴眼鏡的習性；就在那次聚會上，一位長者過來與我握手，寒暄過后，我向鄰友悄悄打探這人是誰，后者愕然低聲訓我，說是這位院士上個月才請我吃過飯，并義正詞嚴地譴責我的“忘恩負義”。我在這些活動中，并沒感到健忘的任何妙處，只有尷尬得不可名狀。我漸漸不愿參加離家稍遠的活動，也開始畏懼超過三五好友之外的聚會。大概是我好為人師的癖好，才讓我克服了記不清學生名字的恐懼，并在北大組課流變的學生間安坐了二十余年。蘇立恒是我招來的第一位研究生，那時北大建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不同導師的學生都還一起上組課，他笑瞇瞇的面孔在這群學生中毫不起眼，但我對他畢業(yè)后租房制作節(jié)能墻體進行計量實驗的事印象深刻，曾邀請他來組課上講解他如何將那些實驗帶入他的實踐。他在組課上自我介紹時說，在他讀研期間，我常對著他喊著另一位導師的學生名字，他糾正過幾次未果，就既不愿讓我難堪，也知道我在喊他，他就將錯就錯地一直應著我畢業(yè)了。隨后一屆的王寶珍，我能很快記住名字，大概是他與那時我正看《士兵突擊》里的王寶強，既有名字的相似，也有一樣河南腔的普通話，他的名字與他的倔強，尤其是他喜歡動手制作的習性，都與張永和留下的建造實踐課的余韻匹配。他見到中心因建造課終止而封箱的成套木工工具，既眼饞也手癢，就利用課余時間，用中心囤積的原木，獨自制作了一張靠椅。我屢屢在組課上譏諷這張靠椅的不舒適，卻無法阻擋他總想再制作些什么的沖動。時值北大東門拆遷，方擁教授帶著工人撿回不少精美的漢白玉構件，還有木方與磚瓦，以備祿島改造所用。王寶珍想用舊瓦在后山上鋪設了一塊瓦鋪地，方擁即時地制止了他的制作沖動，理由是瓦應鋪設到屋頂而非地面上。我一面告誡王寶珍別再動用中心囤積的建材，一面安慰他說，計成與李漁都曾推薦過瓦波浪鋪地。等我?guī)е�他們幾位學生去明秀園進行建造實驗時，王寶珍的建造天賦才真正展開，分給他師兄師弟們的設計，都在我的輔導下分別完成，只有他獨自設計了一座結構清晰的竹材曲軒。最終，這些建筑一個也沒建成，只有兩處很小的場地設計得以實施，也都是他獨立設計并督造完成的。王寶珍對在現(xiàn)場建造的這種狂熱與沖動，幫他選擇了土、磚、秸稈這些自然材料的低技建筑為碩士論文題——《土+磚+秸稈》，并直接影響了他畢業(yè)后持續(xù)至今的建筑與造園實踐。上個月，我?guī)е�溪山庭園林學堂的第一批學員去參觀王寶珍的東麓園，從他堆疊池岸乃至將自然意象引入室內的妙筆中，我都收獲頗多，而旁聽他給學員的講課，我卻依舊有著當年在組課上一樣的不適。他以為是造園思想與方法的講述，依舊像是對造園手法的講解與辯解。他依舊欠缺張翼那種理論推演的能力，因此也就導致他無法對這些造園手法設立可以評估的學科邊界。在王寶珍與張翼同時在我這里就讀時，我就常�；孟胨麄儌z能相互嫁接彼此的實踐與理論天賦。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見張翼的情形。我那時在北大東門附近的咖啡廳撰寫關于山水的博士論文，一身中山裝的張翼，忽然到我對面坐下并向我致意。他腰板挺直，光頭泛光，開門見山地說他叫張翼，是張飛缺“德”的張翼，我當時就記住了這個名字。他說他想跟我學設計，并調侃自己的光頭是為裝飾脫發(fā)的嚴重。我察覺到他調侃背后的緊張，就問他怎么找到我的。他說他對中國建筑界一無所知，唯一知道的王澍，還是他母親收集了簡報給他，等他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yè)后想要繼續(xù)讀書，就向在非常工作室工作的好友打聽合適的導師人選，他的好友向他推薦了我，說我常來這家咖啡廳，他就來這里碰碰運氣了。我那些年在北大建筑養(yǎng)成的面試習慣，都是先問學生對建筑有哪方面興趣。他說他正執(zhí)迷于中國古代大木作的建造技術。在講述他最擅長的領域時，他放松下來，興致勃勃地談及他參與各地大廟修建的經(jīng)歷，以及連古建教授都未必知道的廡殿斜脊如何安裝的技巧。我那時才建完清水會館，對大木作既無知識也無興趣，就在他每次停頓時不斷追問他，你這些興趣能否帶入當代設計實踐。他事后告訴我，面對我始終不變的追問，他平生第一次有了想哭的沖動，不是基于畏懼或無知，而是他從未想過要將這些古建興趣與當代設計相關聯(lián)，他本以為這兩者間有著自然而然的關聯(lián)，猛然被我問及，才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竟然一片虛無。他提前來到我的研究生組課，順帶等著來年考試，很快就與入學不久的王寶珍彼此投緣。那時方擁教授正帶學生督造祿島上的新教室，因為是復原古建式樣，張翼就輕車熟路地參與其間。在正房上梁之際，師生們都在翹首以待，張翼卻跑去扶住支撐大梁的木柱，工人安裝的大梁忽然歪散，幾乎擦著張翼的頭皮轟然墜地，我嚇得魂飛魄散，勒令他不要再去方擁的工地。一次方擁帶大家參觀故宮，中途對我們提了一個無人能答的古建問題，只有蹭課的張翼給了答案。方擁好奇地問他從哪兒知道的，張翼說是自己琢磨出的，方擁盯著他狠看了一會，覺得不可思議，說他自己思考此事多年，才得出并未公開的類似結論。大概是被方擁盯得發(fā)毛，又擔心會被方擁招去學古建，考了第一名的張翼，面試時一再強調他自學古建，只是為向董老師學習造園做準備，并無驚無險地歸到我的名下。他在我這里就讀初期，既沒有表現(xiàn)出對建造實踐的興趣，也沒找到大木作如何與當代設計發(fā)生關聯(lián)的接口。王寶珍入學那年，我主持了張永和離開后最后一次建造實踐課。我給出的秋季組課議題是“砌體”，研究的范圍既有磚塊，也有土坯；既有全無形狀的毛石，也有賴特早年建成的那些華麗的砌塊建筑，我甚至還將沙夫迪1967年在蒙特利爾建造的集合住宅，視為空間砌筑的案例。我將我收集的不同案例交給學生，讓他們自行選擇各自感興趣的案例進行研究，王寶珍大概那時就選擇了哈�！しㄙ惖耐僚鹘ㄖ�，并成為他后來碩士論文研究的內容之一。張翼那時還沒入學，卻挑選了賴特的砌塊建筑進行研究。他在組課上詳細講解了賴特那些紋樣華美的砌體建筑，并試圖尋找它們與賴特的老師沙利文關于裝飾紋樣著述的關聯(lián)。我中途向他提問——賴特這類砌筑建筑，既然建成時就遭遇到墻體漏水問題，它們本可用賴特草原式住宅成熟的大屋頂出挑來解決，為何賴特這類房子卻幾乎沒用到大屋頂？張翼雖得出賴特想要表現(xiàn)幾何體量才放棄大屋頂這一結論，但更深入的研究，似乎難以為繼。張翼正式進入我門下讀書時，我那時正在閱讀卒姆托英文版的《三個概念》，我對里面數(shù)次出現(xiàn)“monolithic”具有“獨石般的”以及“單色的”的這兩種詞意都有興趣，以為這既可能是解讀卒姆托建筑空間的造型關鍵，也可能與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大色域抽象畫派有關，就將這一模糊的議題交給張翼，但這如一只鱗片般的線索，顯然難住了他。我轉而將斯卡帕為什么常用5.5厘米的線腳來澆筑混凝土的具體問題交給他，并讓他考證這些是否與古希臘柱身上的凹槽線腳相關。我不清楚張翼如何將斯卡帕的線腳當作樓梯，又如何將古希臘柱身凹槽當成扶手，他忽然進入兩者之間的文藝復興的裝飾語境。當他得出文藝復興的線腳是為將建筑裝飾成獨石般的體量時，我還將信將疑；當他將裝飾區(qū)分為“本體性裝飾”與“再現(xiàn)性裝飾”時，我忽然意識到，這或許是現(xiàn)代建筑被隱匿的核心議題之一；當他隨后準備以《建筑裝飾》為碩士論文題所展開的組課闡述中，其縝密的理論素養(yǎng)，似乎只有張永和的研究生吳洪德才可比擬。張永和離開北大時，將還未畢業(yè)的吳洪德委托我繼續(xù)指導。我第一次在咖啡廳聽吳洪德講他關于圖表的論文，竟有聽不懂卻覺得厲害的奇異感，這種感覺，我只在清華601宿舍聽李巖講建筑時才有過。我不舍得獨自聽，就請他暫停，我叫來我的幾位學生一起聽，其中大概就有王寶珍與張翼。我那時沒想到，在一旁頗顯懵懂的張翼，很快就讓我將他與吳洪德視為中心并馳的理論天才。等張翼研二正式撰寫論文時，我發(fā)現(xiàn)他的論文文體，就像是組課上的口語錄入，我批評他的口語化文風，他則要我推薦論文寫作的范本，我一時記不起來，就讓他參考王駿陽翻譯的那本《建構文化研究》，他再次表現(xiàn)出超凡的學習能力，他下次提交的論文章節(jié)，我已挑不出文字毛病。在張翼寫作迅速的論文初期，王寶珍的畢業(yè)論文已近尾聲，我對王寶珍論文的內容比較滿意，但對他的記敘文的寫作傾向頗為頭疼，想著張翼表現(xiàn)過這方面的超凡稟賦，就建議張翼幫忙把關。因為記得張永和希望中心能培養(yǎng)出有思想的實踐者，也記得那次帶他們幾位學生參與明秀園建造實踐時張翼的吃力，就督促張翼盡快完成畢業(yè)論文，以便畢業(yè)前我還有時間單獨輔導他的設計實踐，后來卻不了了之。張翼對畢業(yè)后的去向描述，我至今難解。一方面，按他的講法，他比我還好為人師，他甚至愿花錢雇人聽他講課；另一方面，與我得知大學老師不用坐班就決意要當老師不同，張翼卻決不肯進任何教學機構就職。我后來聽說，他在廣州創(chuàng)辦了同塵講壇，還聽說聽他的講座得提前月余才能預約上，我既感夸張，也覺欣慰。張翼開設的同塵講壇，很快對我這里就有了反哺，很有一些質量不錯的考生，經(jīng)由同塵講座的洗塵而來。而我本人的受益，則是我讀過同塵發(fā)表的一些質量不錯的文章，尤其是張翼與陳錄雍合寫的《混凝土材料塑性表現(xiàn)的雙重邏輯》，是我那些年讀到的最好文章之一。因為記得想為張翼補強設計的夙愿，幾年前，我召集幾位研究生一起參與何里拾庭的設計時，特意邀請他與王寶珍一起參加。王寶珍的設計一如既往總體動人，也一如既往總有幾處強造處，張翼的設計卻讓我頗為失望，他撰寫的那些相關構造與節(jié)點的精彩文章，竟完全沒能投射到他自己的設計中。面對他既無節(jié)點也無構造的設計，我很有些氣急敗壞地舊話重提，再次要求他向王寶珍學習建造技巧，同時也希望王寶珍能以張翼的理論邏輯來克服他的炫技習慣。積郁多年的張翼，終于沒能忍住反駁我，他說沒幾個人能像您那樣既精通建造又長于理論，當年您就老是恨不得我與寶珍合體，您不清楚這對我和寶珍的壓力到底有多大，我們能各自精通一樣技能就已殫精竭慮了。我忽然間就啞了口，我聽出一些委屈，甚至一絲譏諷，我意識到，張永和要為北大培養(yǎng)有思想的工匠任務的確高不可攀，我退而求其次地想，我能培養(yǎng)出王寶珍與張翼這兩類實踐與理論專才，似乎也并不容易，有時，甚至要靠機緣。我對他們是否由我培養(yǎng)而成，也并不確定。大概是在明秀園那次建造實踐課，遠離了北大組課的激烈氛圍，王寶珍不知為何會講起他小時候就有制作的興趣。他那時與同齡人一起制作各自的彈弓，做完后小伙伴會花錢買王寶珍做的彈弓，大概是因為他的彈弓既好用又講究。如此看來，我并沒培養(yǎng)出他的制作興趣，只是張永和為北大建筑培植出的建造氛圍，共振了王寶珍本有的制作本能，投射到具體的建筑設計上，就呈現(xiàn)出清晰的建造工藝，我卻總想把他并不擅長的理論思考，強加給他。張翼在組課上顯示出文藝復興建筑理論的深厚素養(yǎng)，讓我自嘆不如。我有一次問他是否在本科就積蓄了西建史素養(yǎng)，他神情古怪地提醒我是否記得他對中國古建大木作的最初興趣。我一時羞愧難當，忽然記起他常以柏拉圖的《理想國》來起興裝飾起源的話題，就轉而問他是否很早就對柏拉圖感興趣，他點頭稱是。這大概能解釋他理論縝密的來源。有了柏拉圖哲學的興趣打底，當他為闡述裝飾一詞而閱讀文藝復興的建筑理論時，哪怕是救急式的閱讀，也大抵不會失去邏輯，并以此駕馭他關于“本體性裝飾”與“再現(xiàn)性裝飾”這兩種我至今還難區(qū)分的概念。就此而言，我也并沒教過他本已擅長的邏輯縝密，大概是我初次見面就逼他將已有的興趣投射到現(xiàn)代建筑上的壓力，推動了他將本科時的哲學興趣嫁接到建筑思考上時，才嫁接出他關于建筑裝飾議題的理論深度，我卻總想將王寶珍的建造天賦強加于他。我有時難免會虛構，不知張翼將柏拉圖理論的興趣投射到他最初的大木作興趣上，將會展現(xiàn)出中國建筑怎樣的現(xiàn)代建筑理論前景。直到比張翼晚九年入學的樸世禺，寫成了《傳統(tǒng)大木建筑的空間愿望與結構異變》畢業(yè)論文時，我才清晰地意識到中國大木作結構所能展現(xiàn)的空間潛力。性格溫和的樸世禺，大概是在三年間從沒被我訓斥過的第一位學生，我既想不起他如何選定大木作的論文題，也記不起他論文展開的具體內容，只模糊記得他每次組課講述論文時都波瀾不驚，既無讓我眼前一亮的驚訝，也從無讓我覺得堵塞的硬傷，我也因此在很長時間都記不清他的名字。等晚一屆進來的張逸凌準備撰寫日本書院造的論文時，我對書院造梁架結構一知半解，就讓她去咨詢才研究過大木結構的樸世禺，在她的論文組課上，我就屢屢聽到樸世禺的名字，我才候補式地記住了這個名字。樸世禺畢業(yè)后，去了故宮博物院，在張逸凌最后一年的論文組課上還常常出現(xiàn)，并實質性地充當了張逸凌的副導師。他經(jīng)常抽空來我的研究生組課，有時也會在組課上講解他正感興趣的一些議題。我有一次問他在故宮里工作的感受，他黝黑的臉上立刻就笑出白齒，說是除開每月發(fā)工資那天有些犯愁生活外，他每天都覺得特別有意思，無論是勘查現(xiàn)場，還是旁觀故宮建筑的修復；無論是查找文獻，還是偶爾有機會在故宮里做些展陳設計，都讓他覺得既興奮又新鮮。我在他這些看似普通的描述中，發(fā)現(xiàn)他并不平凡的性格，他的拮據(jù)生活，既然沒能壓倒他的興趣，就將保護他推進專業(yè)興趣的持久性。后來又聽說他出版了一本相關古建技術的科普暢銷書，欣慰之余，就問他是否在本科就對大木作有興趣。他果斷地搖頭，說是我那時開始對日本書院造空間感興趣，就將大木結構的準備知識交給了他，他從一無所知處進入大木作空間的構造領域，他越是研究就越覺得有意思，后來就變成了他的碩士論文題。我對大木作起興的緣由，確實是在樸世禺入學前后。我父親去世那年，我正在閱讀葛明送我的筱原一男作品集，見到他以大屋頂、土間這些日本傳統(tǒng)建筑要素所展開對現(xiàn)代建筑空間的精彩論斷，就在《天堂與樂園》的章節(jié)里，模擬著寫了些與中國建筑屋頂、墻身、宅地與身體文化相關的片段文字，并嘗試著推演中國傳統(tǒng)大木建筑對現(xiàn)代設計的可能性潛力。一次與葛明在紅磚美術館閑聊建筑，他對紅磚美術館小餐廳以仿木混凝土架構出的空間剖面極有興趣，我則得意于小餐廳二次改造時的轉角打開。我炫耀它以減柱的結構方式獲得即景應變的空間效果，葛明則興奮地談及他在微園曾以移柱來加密柱子所獲得的空間疏密的效果。正當我倆眉飛色舞地對結構性的減柱、移柱、密柱可能帶來的空間效果進行暢想時，一旁古建專業(yè)出身的周儀聽不下去，她冷哼了一聲，說是你倆根本就在濫用減柱、移柱這些專業(yè)術語，并斷言說，日本光凈院客殿的減柱空間才真正精彩。我那時已動了想去日本看看的念頭，正好葛明微園的甲方想邀請我倆一起去京都，以感謝我對微園置石提供的一些建議。我和葛明到了京都，卻發(fā)現(xiàn)光凈院客殿既不在京都，也不對外開放，只對特殊學者預約。那次京都之行，我不但參觀了我所聚焦的幾個庭園，也刻意留意了周儀提醒我書院造長押的空間設計潛力，并猜測日本當代建筑以梁架圍合空間的案例，多半就源于書院造利用梁下長押圍合的空間意象。隔年與周儀再去日本，她提前預約了日本兩大書院造經(jīng)典——勸學院客殿與光凈院客殿，盡管我們是在一位僧人幫忙開門引導或監(jiān)督之下，僅僅一瞥兩個客殿內外空間架構，就足以讓我動心。在《天堂與樂園》里，我曾描述過它們對我的結構性刺激，我對中國大木空間常以減柱或移柱來解決內部宗教場景的空間意象并不滿意。我以為，若是能找到中國建筑對外部景象曾有即景反應的空間經(jīng)驗，就能克服當代建筑只能對材料、結構、空間進行自我表現(xiàn)的炫技困境。我那時雖從周儀撰寫的《從闌檻鉤窗到美人靠》一文中，發(fā)現(xiàn)了中國建筑裝折部分有對戶外風景的裝折意圖，也在自己閱讀《營造法式》時發(fā)現(xiàn)了截間屏風與照壁屏風這類分割空間的隔截方式，或許能與筱原一男針對日本空間分割相互比照，我甚至還嘗試著對分割與分隔、隔截與隔斷進行詞義辨析，以推演它們對空間設計的差異性潛力。基于現(xiàn)代建筑空間與現(xiàn)代框架結構的密切語境，總以為大木結構比裝折體系對現(xiàn)代空間的影響才真正關鍵，當我在勸學院客殿與光凈院客殿里，發(fā)現(xiàn)它們各自減柱的結構設計都有為身體在廣緣間直面風景明確的空間意圖時，尤其是它們利用移柱的方式所得到的轉角打開的空間指向——我一直以為是賴特的專利，我當時的喜悅無以言表，我希望有人能以日本書院造的大木空間為比照，來研究中國大木作的空間潛力。樸世禺恰逢其時地承擔了這一任務，他不但全面比較了中日大木結構的基本差異，也遠比我系統(tǒng)地闡釋了中國大木結構有對現(xiàn)代空間設計展現(xiàn)出的各種潛力。而晚他一屆的張逸凌，則直接以《建筑設計視角下勸學院客殿與光凈院客殿之對照分析》為她的碩士論文題。我和常年參加中心答辯的李興剛與黃居正，一致認為這兩篇論文是我所有學生論文里最優(yōu)秀的幾篇之一。檢討這幾位學生論文題目的來歷，我開始反省我對學生定題方向的錯覺。多年前，葛明就勸我讓學生撰寫我所聚焦的園林議題，我總是說我當年讀王國梁老師的博士時，就得益于他對我所感興趣的論文方向沒設限制。我最理想的學生，是那些自帶興趣與問題的學生；我最理想的教學方式，是幫助學生們推動他們各自感興趣的議題，只有那些沒帶興趣來我這里的學生，我才會給出議題建議。多年來，我一直自得于我?guī)н^的三十幾位研究生，研究園林的只有零星幾位，其余論文方向的多樣性一度讓我產(chǎn)生過百花齊放的幻覺。如今想來，我自己帶過的學生，除頭兩屆學生自帶了興趣來我這里外，往后的學生，似乎只有王磊與薛喆的論文方向是他們自己的興趣所致�；瘜W系轉來的王磊，因為自帶了對植物的興趣，就撰寫了《植物與現(xiàn)當代建筑的關系初探》，而薛喆自行撰寫的《建筑設計中的徒手曲線》，是我既陌生也無感的領域，其余學生，即便是張翼關于建筑裝飾的論文，其起興的幾處片段，都是我有興趣卻力不從心的線索。如今看來，我那些學生論文看似毫無規(guī)律的論文題，大致還是夾雜著我對身體與行為的空間興趣、轉角打開所帶來空間潛力的興趣，以及我對現(xiàn)代空間裝置藝術的久遠興趣，它們似乎都開始偏離王寶珍那屆建造實踐的方向。但這些論文選題的方向，也并非全由我主導。我記不清是樸世禺還是哪位學生，在講解自己的論文時列舉過中村竜治那些以梁、基座等建筑術語命名的裝置，我和組課的學生都很喜歡，就交給比張逸凌再晚一屆的秦圣雅研究，她撰寫的《中村竜治裝置中的分割與意象》論文，與張逸凌、樸世禺的另兩篇論文，都是我近十年帶過的最優(yōu)秀的畢業(yè)論文。這三位三屆接續(xù)的學生，他們的本科學校都很普通，他們考入中心的成績都是錄入學生中的末名，他們都沒自帶建筑方面的興趣，一開始也都沒顯示出非凡的個性，但對我交給他們的議題，卻都有推動問題的扎實能力，卻都寫出讓我覺得皆可出版的優(yōu)秀論文，他們就都沒經(jīng)歷過我的嚴厲批評，以至于張逸凌聽說師兄師姐都有被我訓哭的經(jīng)歷時，她瞪大眼睛看我不敢相信，她大概是第一位說我性情溫和的學生。這多少讓我覺得安慰，他們大概能證明三件事：我并非只能通過嚴苛才能教好學生；類似我這種沒有顯赫本科的學生，也能學好建筑；學生們是否自帶興趣來我這里，也并非能否寫好論文的關鍵。當初面臨中心被取消時就想籌劃這些學生論文的出版一事，直到最近才具體落實，預計將要出版的十二本，因畢業(yè)生各自的事業(yè)繁忙，未必一定都能完成，我選擇先出王寶珍的《土+磚+秸稈》、張翼的《建筑裝飾》、樸世禺的《大木與空間》這三本由論文擴展的著作，并非因為他們的畢業(yè)論文最佳，而是他們都曾各自出版過比較暢銷的著作，我想以此來減輕出版社的經(jīng)濟壓力。當我準備為這三本先行出版的論文寫個總序時，才發(fā)現(xiàn)我那本一起出版的《磚頭與石頭》，更像是我為何張羅這批學生論文出版物的一篇長序，在封面括號里的清水會館（記）、北大建筑（記），分別記錄了我對清水會館被拆以及北大建筑學研究中心被撤的兩種新舊不一的情緒。我既想用清水會館新近被拆的新鮮情緒，來對沖北大建筑早已消亡的悱惻惆悵，又想用預計十二本學生論文的出版周期，來延長北大建筑依舊存在的幻覺。一個月前，退休了兩年的王昀老師來我辦公室，參加北大建筑最后一屆研究生答辯，聽說我也不再招收學生，常年擔任答辯委員的黃居正與汪芳都有些傷感，都在問我既然還有幾年退休，為何不繼續(xù)招生，我回答說是因為沒了王昀老師的庇護，而更真實的情緒則是我不想再苦心經(jīng)營北大建筑依舊持存的幻覺。答辯過后，王昀如釋重負地與我道別，笑瞇瞇地向打點中心辦公室已二十余年的張小莉老師致謝，并希望她能堅持到我也退休之際，張小莉眼含熱淚地說她也準備收拾回家了，并感謝黃居正、汪芳老師這些年對中心的大力支持。我對這種離別情緒，當時都有些麻木。隔幾日在辦公室再見張小莉，我忽然心血來潮地想勸她再留幾年，我知道她喜見我這里學生興旺的情形，這幾年畢業(yè)生不能進校參與我的組課，讓她倍感冷清。半年前，我破天荒地招來一位在美國念書的本科生來千庭工作室實習，大概還想維持中心還有學生上課的幻境。我向她許諾，接下來，還會有一位同濟的實習生，加上千庭工作室的錢亮與張應鵬，都是她既熟悉也喜愛的我的畢業(yè)生，我希望她能一如既往地管理他們。我還說，如果連你也要和王昀一起離開，我可能也不愿再來辦公室，我大概會帶著錢亮他們去外面的咖啡廳里工作。張小莉很是唏噓傷感了一會，終于答應我再堅持個一年半載再說，我當時所覺到的心安，后來證明還是幻覺。半個月后，一位南方的設計師和錢亮聯(lián)系，說他想來辦公室看望我，錢亮說董老師最近幾乎不來辦公室了。我是在這位朋友的電話轉述中，才覺察到我的習性改變，我有意無意地以各種忙碌，避開我過去常去的辦公室，大概是師生們都一一離開后的孑然處境，我并不習慣2005年，張永和在北大建筑學研究中心初創(chuàng)期的輝煌間離開時，我也不適應。張永和為北大建筑學研究中心構想的理想架構，是由導師負責的工作室制。學生除開選修北大外系的必要學分外，頭兩年主要參加建造研究與城市研究這類通識必修課，第三年可選擇不同導師的工作室，完成各自的畢業(yè)論文。我那時還沒有招收學生的資格，卻是我最喜愛的教學狀態(tài)，我既可選擇張永和的研究生中我有興趣的話題進行交流，又不必承擔他們能否畢業(yè)的責任，我那時交往最多的是臧峰、黃燚、王欣、李靜暉這幾位。方擁接手后，研究生一進來就被分配給導師，我一開始也并不適應，雖說有師生間面試時的相互選擇，但每幾屆學生里，總有個別讓我覺得力不從心的學生，但卻沒有了先前那種可以調整導師的機會。我原以為，對那些不能舉一反三的學生，任何導師大概都會無能為力。我那時在組課上常常氣急敗壞地咆哮說，你們都知道孔子說過有教無類，但從不提及孔子還說過不能舉一反三者就不必教了。但吳茜在我這里的求學經(jīng)歷讓我警醒。她最初在我這里，對我讓她研究我一直迷戀的堀口捨己的庭園與建筑，她既有興趣，也極認真， 但每次匯報時，我總覺得她把握不住重點，高壓之下，她轉到方海名下，在后者寬松的育人氛圍里，吳茜撰寫相關巴洛克劇場的論文卻相當精彩。每念及此，我對那兩位轉到方海名下的學生，以及臨近畢業(yè)卻決定退學的一位學生，總有難以抹去的內疚感。三年前，我決定停止招生時，曾收到過一位考生的郵件。他責備我的自私?jīng)Q定，導致他這類沒有名校背景的一批學生，都失去了二次深造的機會。我并不覺得我那時只有一個名額的招生，能緩解這類普遍情形，我既沒回郵件，也沒覺得內疚。我這些年來最覺愧疚的學生，是北大城環(huán)學院的一位本科生�；蛟S是聽過我在北大的兩門通選課，中途想來參加我的組課，我將日本茶室的八窗主題交給她研究，她斷斷續(xù)續(xù)地在我的組課上講了一年左右，我和組課的學生們，從開始的嚴苛批評，到后來都覺得有些意思，她也漸漸來了興趣，等她畢業(yè)那年，她提出想通過保送的方式來我這里讀書。正好王昀那時與我合計，既然我倆每年都各自只有一個招生名額，不如干脆只招保送學生，既可避免出題的麻煩，也可避免學院招生簡章上已刪去建筑方向的招生尷尬。我對此自無不可，回頭問那位學生是否具備學院保送的成績要求，她對此很有信心，我就口頭同意了保送一事。等臨近出題時，張小莉聽說我們這屆只想招收保送學生時，她堅決反對，說是中心這些年近乎隱形，招生是唯一能證明我們還繼續(xù)存在的對外訊息，王昀執(zhí)掌中心這些年的無為而治，從沒違逆過張小莉的任何建議，這次也一如既往地答應張小莉我們會繼續(xù)出題招生，我盡管覺得為難，但也以為張老師的建議合情合理。下次組課結束時，我約了那位女生在中心的藤架下談話，我極為艱難地描述了中心的困境，并抱歉我不能獨自招收保送生的決定，得知她已錯過學院調整保送單位的時機，我當時的愧疚感，一言難盡。她盡管失落，但還是向我指導過她的研究，誠懇致謝，既無怨言，也無責備地與我道別。撰寫這篇不像是序的長序，本為避免重復我那本《磚頭與石頭》里更像是序的文字，但我還是忍不住復述我在《北大建筑（記）》里的最后一段文字。尼采在殘篇《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的殘序里以為，人類歷史上建立過的所有體系，都會被后世所駁倒坍塌，在廢墟間熠熠生光的，不是那些體系的殘垣斷壁，而是架構體系之人的個性光芒。就已消亡的北大建筑學研究中心而言，這些個性，不單屬于創(chuàng)建了北大建筑體系的那些教師，也屬于在中心求學過的所有學生，他們既包括像曾仁臻這種常年參加我組課的旁聽生，也包括那位我本應招入北大建筑的優(yōu)秀學生。我上個月還因健忘在北大迷路，但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幾年前那位女生推門離開向我致謝時的那種落寞卻不失修養(yǎng)的神情，也記得上個月曾仁臻帶我看他在溪山庭繪制在不同角落的小畫時那種既矜持又自得的神情，其清晰程度，并不亞于我對王寶珍、張翼、樸世禺先后在我組課上兩眼放光且歷歷在目的記憶。董豫贛202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