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風俗圖錄》 總序
仲富蘭

拙作10卷本的《江南風俗圖錄》，有幸入選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guī)劃項目，并由編纂和出版《辭海》的上海辭書出版社付梓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興。運用圖片與竹枝詞結合的方式來梳理與敘述江南風俗文化，是我多年來的夙愿，也是一個新的嘗試。值此本書推向市場之際，我結合圖錄編撰，談幾點感想，也可以算是感悟，向廣大讀者與學者通人請教。

中國有豐富的文獻資源，有目前世界上罕有的從古到今不曾中斷的歷史記載，但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這些歷史記載，為帝王將相或治世精英歌功頌德的不在少數，更多的內容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的，真正關注民眾生活層面的著述略顯不足。四十多年前，欣逢改革開放，這種現象有了改變，民俗出版物多了起來，有的也成為熱點，可喜可賀。歷史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社會進步除了最終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之外，還取決于自然環(huán)境、人口、社會制度、社會精神意識、社會心理、文化傳播等多方面因素。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方式，其重要性完全不在帝王將相、王侯貴族之下。

我將這套書命名為《江南風俗圖錄》，而不叫《江南民俗圖錄》，這一命名背后蘊含著這樣的學理考量。民俗與風俗雖同屬文化研究范疇，卻存在顯著學術差異，主要體現在概念內涵與研究范疇兩個維度上。從概念內涵來看，民俗指一個民族或社會群體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文化現象總和，涵蓋物質文化、社會組織、意識形態(tài)等領域，強調文化傳承性與集體性；而風俗則側重特定地區(qū)或群體在歷史發(fā)展中形成的風尚習俗與社會行為，更突出行為習慣的外在表現。

在研究范疇方面，民俗作為跨學科研究對象，廣泛涉及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旨在探究文化現象的起源、發(fā)展與演變規(guī)律；風俗的研究對象則更為具象，聚焦于具體風俗習慣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影響。在實際應用中，民俗常用于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表述，如民俗文化研究民俗學理論；而風俗則多應用于日常生活，用以描述地域特色中的傳統(tǒng)習慣與風土人情。

基于以上考量，本書采用風俗命名，意在通過以3 200余幅老舊真實影像，聚焦江南地區(qū)的生活行為、禮儀習俗與傳統(tǒng)節(jié)慶等具象文化表現，以直觀視角展現江南獨特的生活風貌與地域文化。同時，風俗一詞更能凸顯江南傳統(tǒng)生活中的禮儀規(guī)范及其對社會秩序的維系作用，精準傳達江南文化的獨特韻味與傳承脈絡，使讀者得以領略江南風土人情的鮮活魅力。這就是為什么當年我在做民俗文化學導論時，用的是民俗；而當今做江南風俗圖錄則用的是風俗，特此先做一個說明。

風俗與人類的歷史始終相伴。從時間上看，風俗是人類社會產生、發(fā)展過程中的產物；從空間上看，不論是昔日偏遠的少數民族部落，還是今日經濟文化相對發(fā)達的繁華都市，風俗都是它們重要的伴生物。民俗文化的特性既是物質的、可度量的，又是精神的、不可度量的，這種精神與物質、可度量與不可度量的連接，決定了它既承載著物質性，又表現為非物質性。2003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即被我們這里炒得滾燙的非遺，其實就與中國人說的民俗文化相重疊。它體現了中國人的價值觀，也是歷代先民創(chuàng)造并至今存活的文化瑰寶，凝聚著世世代代中國人文化創(chuàng)造的結晶。它是溝通民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間社區(qū)的和集體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過人作為載體世代相沿和傳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現象。我在拙作《中國民俗學通論》三卷本里將它英譯成Folk-Culture，并對此有過專門論述，茲不贅言。

這套10卷本《江南風俗圖錄》就是在我提出的民俗文化論的基礎上進行編撰的，它論述范圍的邊界：時間上限定在1840年鴉片戰(zhàn)爭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百余年；空間上則以學界公認的江南地區(qū)，明清時期的八府一州，即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應天（今南京）、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由蘇州府劃出的太倉州為基本框架，兼及其他。盡管敘述范圍不完全受此束縛，但大體上離不開長江三角洲的核心區(qū)域，而尤以變化最為顯著的上海及周邊地區(qū)為主。

江南文化的繁榮，歷史上有三個重要的節(jié)點，那就是六朝的建康（今江蘇南京）、南宋的臨安（今浙江杭州）和明清的蘇州。鴉片戰(zhàn)爭之前，江南諸多城市先后開始對外通商。上海和江南城市之間一直有一種內在的聯(lián)系，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江南是上海的母體，蘇州文化是海派文化的先聲，這種聯(lián)系是很密切的。通商之后，第一個因素，與上海獨特的地理位置有關，面向遼闊的大海，背靠環(huán)太湖流域的縱深腹地，從海上來的西方列強當然首選上海。第二個因素，太平天國戰(zhàn)爭對蘇州、杭州的摧殘甚烈，在清軍與太平軍絞殺的過程中，蘇州就受到重創(chuàng)。而開埠后的上海因為有列強的干預，受戰(zhàn)火的影響則微乎其微，這種態(tài)勢就使得江南區(qū)域的經濟中心發(fā)生了轉移。大江南地區(qū)的人流、物流、財富流一股腦兒涌向上海，從1843年開埠到1863年，大約20年的時間，上海坐穩(wěn)了江南區(qū)域經濟中心城市的頭把交椅，坊間戲說的大蘇州與小上海的角色轉化，是真切發(fā)生的事實。第三個因素，上海具有完善的江河海陸交通網，江南水系、長江航運和內外海運，構成了上海頗具獨特性的交通優(yōu)勢。上海作為中國內外貿易第一樞紐大港，1843年以后就奠定了經濟中心的地位，直至今天。

江南是一個地域概念，又是一個文化概念。認識江南，當然不能脫離區(qū)域景觀和環(huán)境特征，河網密布、溫熱濕潤的自然環(huán)境，是一個基本的條件，唯此才會有飯稻羹魚，才可能產生精工和細作等這些深入骨髓的基因。自古以來，江南地域，特別是吳方言區(qū)的民眾，可以說同俗并土，俗相近，人相親，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通過共同的勞作與生活，人口流動與社會互動，在風俗習慣上衍生出多種文化現象。這無論對于民俗文化的顯性形態(tài)還是隱性特質，乃至描摹各種具體的民俗事象，都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積極意義。

（以下略，詳見隨套書附贈的別冊或查閱上海辭書出版社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