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劉　東

就這套叢書的涉及范圍而言，一直牽動自己相關(guān)思緒的，有著下述三根連續(xù)旋轉(zhuǎn)的主軸。

第一根不斷旋轉(zhuǎn)的主軸，圍繞著我思與他思的關(guān)系。照我看來，夫子所講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正是在人類思想的進取過程中，喻指著這種相互支撐的關(guān)系。也就是說，一副頭腦之學而時習的過程，正是它不斷汲取他思的過程，因為在那些語言文字中結(jié)晶的，也正是別人先前進行過的思考；而正是在這種反復汲取中，這副頭腦才能謀取相應的裝備，以期獲得最起碼的我思能力�？煞催^來講，一旦具備了這樣的思考力，并且通過卓有成效的運思，開辟了前所未有的新穎結(jié)論，就同樣要付諸語言文字，再把這樣的我思給傳達出來，轉(zhuǎn)而又對他人構(gòu)成了他思。事實上，在人類的知識與思想成長中，這種不斷自反的、反復回饋的旋轉(zhuǎn)，表征著一種最基本的主體間性，而且，也正是這種跨越代際的主體間性，支撐起了我們所屬的文明進程。

正因為這個緣故，思想者雖則總是需要獨處，總是怕被外來的干擾給打斷，可他們默默進行的思考，從來都不是孤獨的事情，從來都不屬于個人的事業(yè)。恰恰相反，所有的我思都無一例外地要在交互的思考中謀求發(fā)展，要經(jīng)由對于他思的潛心閱讀，借助于周而復始的對話性，來挑戰(zhàn)、擴充和突破心智的邊界。正因如此，雖然有位朋友好意地勸我說，五十歲之后，就要做減法，可我卻很難領(lǐng)受這類的告誡。畢竟，我心里還有句更要緊的話，那正是夫子就此又說過的：朝聞道，夕死可矣。有了這種杜鵑啼血的心勁兒，就不要說才剛活到五十歲了，縱是又活到了六十歲、七十歲，也照樣會不稍松懈地做加法，以推進我思與他思的繼續(xù)交融。

這意味著，越是活到了治學的后半段，就越是需要更為廣博的閱讀和更為周備的思慮，來把境界提升得更為高遠。事實上，正是出于這種內(nèi)在的企求，自己多少年來的夜讀才得以支撐，以便向知識的邊界不斷探險。因此，跟朋友對于自己的告誡不同，我倒是這樣告誡自己的學生：為什么文科要分為文學、史學、哲學，和經(jīng)濟學、政治學、法學，還有社會學、人類學，乃至語言學、心理學、人文地理學？本是因為人類的事務原是整體，而人類的知識只能分工前進。這樣一來，到最后你們才能明白，在所有那些學科中間，你只要是少懂得一個，就勢必缺乏一個必要的視角，而且很可能就是那種缺乏，讓你不可能產(chǎn)生大智慧。

接下來，第二根連續(xù)旋轉(zhuǎn)的主軸，則圍繞著個人閱讀與公共閱讀的關(guān)系。自從參與了走向未來叢書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乃至創(chuàng)辦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和人文與社會譯叢，我就一直熱衷于這種公共的推介。這或許與自己的天性有關(guān)，即天生就熱衷于野人獻曝，從本性上就看不慣藏著掖著：以前信口閑聊的時候，曾經(jīng)參照著王國維的治學三境界，也對照著長年來目睹之怪現(xiàn)狀，講過自己所看到的治學三境界……而我所戲言的三種情況，作為一種不太精確的借用，卻在喻指每況愈下的三境界，而分別屬于普度眾生的大乘佛教、自求解脫的小乘佛教和秘不示人的密宗佛教。（劉東：《長達三十年的學術(shù)助跑》）

不過，這個比喻也有跛足之處，因為我在價值的選擇方面，從來都沒有傾向過佛老。因此，又要把這第二主軸轉(zhuǎn)述一下，將它表達為純正的儒家話語。一方面，如果從腦化學的角度來看，完全可以把我們從事的教育，看成催化著樂感元素的合成：先要在自由研討的氛圍中，通過飛翔的聯(lián)想、激情的抗辯、同情的理解，和道義的關(guān)懷，逐漸培訓出心理學上的變化，使學生在高度緊張的研討中，自然從自己的大腦皮層，獲得一種樂不可支的獎勵。只有這樣的心理機制，才會變化他們的氣質(zhì)，讓他們終其一生都樂學悅學，從而不光把自己的做學問，看成報效祖國的嚴肅責任，還更把它看成安身立命的所在。（劉東：《這里應是治學的樂土》）可另一方面，一旦拿到孟子的思想天平上，又馬上就此逼出了這樣的問答：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孟子·梁惠王下》）這自然也就意味著，前面所講的個人與公共的閱讀，又正好對應著獨樂與眾樂的層次關(guān)系。

無論如何，只有經(jīng)由對于一般學理的共享而熔鑄出具有公共性的閱讀社群，才能凝聚起基本的問題意識和奠定出起碼的認同基礎(chǔ)。緣此就更應認識到，正因為讀書讓我們?nèi)绱说貧g悅，就更不應只把它當成私人的享樂。事實上，任何有序發(fā)展的文明，乃至任何良性循環(huán)的社會，都先要來源和取決于這種閱讀社群。緣此，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guān)系，或者學者和公眾的關(guān)系，就并不像尋常誤以為的那般單向，似乎一切都來自思想的實驗室，相反倒是相互支撐、彼此回饋的，正如我曾在以往的論述中講過的：一個較為平衡的知識生產(chǎn)體系，似應在空間上表現(xiàn)為層層擴大的同心圓。先由內(nèi)涵較深的學術(shù)界居于核心位置，再依次擴展為外延較廣的知識界及文化界，而此三者須靠持續(xù)反饋來不斷尋求呼應和同構(gòu)。所以，人文學術(shù)界并不生存和活躍于真空之中，它既要把自己的影響逐層向外擴散，也應從總體文化語境中汲取刺激或沖力，以期形成研究和實踐間的良性互動。（劉東：《社科院的自我理由》）

再接下來，第三根連續(xù)旋轉(zhuǎn)的主軸，則毋寧是更苦痛和更沉重的，因為它圍繞著書齋生活與社會生活的關(guān)系。事實上，也正是這根更加沉重的主軸，才賦予了這套叢書更為具體的特點。如果在上一回，自己于人文與社會譯叢的總序中，已然是心懷苦痛地寫到如此嘈嘈切切鼓蕩難平的心氣，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惡刺激，那么，再目睹二十多年的滄桑劇變，自然更受到多少倍的惡刺激，而這心氣便覺得更加鼓蕩難平了。既然如此，雖說借助于前兩根主軸，還是在跟大家分享閱讀之樂，可一旦說到了這第三根主軸，自己的心也一下子就收緊了。無論如何，書齋與社會間的這種關(guān)聯(lián)，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沖擊著自己書房的深重危機感，都只能用憂慮、憤懣乃至無望來形容；而且，我之所以要再來創(chuàng)辦社會思想?yún)矔�，也正是因為想要有人能分擔這方面的憂思。

歌德在他的《談話錄》中說過：要想逃避這個世界，沒有比藝術(shù)更可靠的途徑；要想同世界結(jié)合，也沒有比藝術(shù)更可靠的途徑。換個角度，如果我們拿學術(shù)來置換他所講的藝術(shù)，再拿社會來置換他所講的世界，也會得出一個大體相似的句子。也就是說，做學問跟搞藝術(shù)一樣，既可以是超然出世、不食人間煙火的，也可以是切身入世、要救民于水火的。至于說到我自己，既然這顆心是由熱血推動的，而非波瀾不起、死氣沉沉的古井，那么，即使大部分時間都已躲進了書齋，卻還是做不到沉寂冷漠、忘情世事。恰恰相反，越是在外間感受到紛繁的困擾，回來后就越會煽旺閱讀的欲望，而且，這種閱讀還越發(fā)地獲得了定向，它作為一種尖銳而持久的介入，正好瞄準千瘡百孔的社會，由此不是離人間世更遙遠，反而是把注視焦點調(diào)得日益迫近了。

雖說九十年代以來的學術(shù)界，曾被我老師歸結(jié)為思想淡出，學術(shù)淡入，但我一直不愿茍同地認為，就算這不失為一種現(xiàn)象描述，也絕對不屬于什么理性選擇。不管怎么說，留在我們身后的、曲曲彎彎的歷史，不能被胡亂、僭妄地論證為理性。畢竟，正好相反，內(nèi)心中藏有剛正不阿的理性，才至少保守住了修正歷史的可能。正因為這樣，不管歷史中滾出了多少煙塵，我們都不能渾渾噩噩、和光同塵。絕處逢生的是，一旦在心底守住了這樣的底線，那么，社會生活也便從憂思與憤懣的根源，轉(zhuǎn)而變成書齋生活中的、源源不斷的靈感來源。也就是說，正是鼓蕩在內(nèi)心中的、無休無止的憂思，不僅跟當下的時間徑直地連接了起來，也把過去與未來在暢想中對接了起來。事實上，這套叢書將穩(wěn)步移譯的那些著作，正是輝煌地煥發(fā)于這兩極之間的；而讀者們也將再次從中領(lǐng)悟到，正如人文與社會譯叢的總序所說，不管在各種科目的共振與齊鳴中，交織著何等豐富而多樣的音色，這種社會思想在整個的文科學術(shù)中，都絕對堪稱最為響亮的第一主題。

最后要說的是，就算不在這里和盤地坦承，喜愛讀書的朋友也應能想到，我的工作狀態(tài)早已是滿負荷了。可縱然如此，既然我已通過工作的轉(zhuǎn)移，相應延長了自家的學術(shù)生涯，當然就該謀劃更多的大計了。而恰逢此時，商務印書館的朋友又熱情地提出，要彼此建立戰(zhàn)略合作的關(guān)系，遂使我首先構(gòu)思了這套社會思想?yún)矔�。幾十年來，編輯工作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也從未抱怨過這只是在單向地付出，正如我剛在一篇引言中寫到的：如今雖已離開了清華學堂，可那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工作過的地方，還是給我的生命增加了文化和歷史厚度。即使只講眼下這個辦刊的任務每當自己踏過學堂里的紅地毯，走向位于走廊深處的那間辦公室，最先看到的都準是靜安先生，他就在那面墻上默默凝望著我；于是，我也會不由自主默念起來：這種編輯工作也未必只是為人作嫁吧？他當年不也編過《農(nóng)學報》《教育世界》《國學叢刊》和《學術(shù)叢刊》嗎？可這種學術(shù)上的忘我投入，終究并未耽誤他的學業(yè)，反而可能幫他得以學有大成。（《中國學術(shù)》第四十三輯卷首語）

的確，即使退一步說，既然這總是要求你讀在前頭，而且讀得更廣更多，那么至少根據(jù)我個人的經(jīng)驗，編輯就并不會耽誤視界的拓寬、智慧的成長。不過，再來進一步說，這種承擔又終究非關(guān)個人的抱負。遠為重要的是，對于深層學理的潛心閱讀、熱烈研討，寄寓著我們這個民族的全部未來。所以，只要中華民族尚有可堪期待的未來，就總要有一批能潛下心來的讀書種子。若沒有這樣的嗜書如命的讀書種子，我們這個民族也就不可能指望還能擁有一茬又一茬的、足以遮陽庇蔭的讀書大樹，并由此再連接起一片又一片的、足以改良水土的文化密林。

正所謂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唯愿任何有幸坐擁書城的學子，都能堅執(zhí)即一木猶可參天的志念。

2022年12月16日于浙江大學中西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