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以下書摘作者均為：李臣 著

楔子　大宋外交官

一、朋友、仇敵，還是兄弟？

宋徽宗政和元年 （公元1111年）九月，北宋都城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

天剛亮不久，大街上已是人頭攢動，熱鬧非凡。沿街的商鋪已早早開門營業(yè)，各式各樣的商品琳瑯滿目。絲綢、絹帛、瓷器、服裝、名人字畫、日用百貨、各種吃食……甚至從國外遠道而來的各種洋貨，也大批大批地擺在店鋪里售賣，顯得稀松平常。

商鋪門前，行人如織，往來穿梭。坐轎的、騎馬的、牽驢的、趕牛的、推車的、步行的……熙熙攘攘。間或有挑著擔(dān)子的小貨郎穿行其中，測字算命的江湖先生和雜耍賣藝的能人異士也各顯神通，吸引人們駐足觀看。叫賣聲、吆喝聲、喝彩聲、討價還價聲、歡聲笑語聲、馬鳴牛嘶聲……此起彼伏。一派繁華之象！

日頭漸高，伴隨著一陣雜亂的馬蹄聲，一支數(shù)十人的隊伍從高大的城門中魚貫而出，在隨護軍兵的保衛(wèi)下一路向北，向著北方邊境線浩蕩而去。

隨行的馬車上，裝著各種珍貴的禮物和北宋的土特產(chǎn)，部分人員的肩上還背著裝有重要公文的包裹。為首的幾人身著官服，器宇軒昂，官服顏色和樣式的差異代表了官職品級的高低。就連隊伍后方未穿官服之人，也是衣著華麗，一派富足之相。

隊伍中幾乎每個人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即便稱不上英俊倜儻、儀表堂堂，也讓人備感舒服，絕無面貌兇惡、賊眉鼠眼之徒。因為他們并不是外出公干的普通官員和隨從，而是一群代表著北宋國家形象、肩負國家使命的特殊人員國信使。

土生土長的汴京百姓對這種大場面顯然已經(jīng)熟視無睹了，他們每年都至少會兩次見到這種情形，多的時候見十幾次也不算意外。在他們看來，這次出使和往常沒有什么不同，不過是大宋使節(jié)的又一次正常出訪而已。

自澶淵之盟以來，大宋奉行和平相處的外交政策，與周邊國家互派使者進行交流已成常態(tài)。除在偏遠的西北地區(qū)與西夏偶有摩擦之外，大宋子民已經(jīng)享受了一百多年和平。經(jīng)過數(shù)代皇帝的休養(yǎng)生息和鼓勵生產(chǎn)，此時的大宋，無論農(nóng)業(yè)還是工商業(yè)，無論經(jīng)濟、文化還是科技，都已經(jīng)達到了歷代封建王朝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史學(xué)家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寫道：火藥之發(fā)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fēng)爐、水力紡織機、船只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于宋代出現(xiàn)。在十一、十二世紀內(nèi)，中國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陳寅恪先生也對宋代文明推崇備至。他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世界領(lǐng)先、登峰造極，這就是北宋的高度。

北宋滅亡后，被迫南渡的遺民孟元老撫今追昔，不勝感慨之余，根據(jù)自己在汴梁二十多年的生活經(jīng)歷，追憶成《東京夢華錄》一書，為我們真實再現(xiàn)了汴梁城的繁華與輝煌：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xí)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jié)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diào)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輳，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qū)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國寧人安，物阜民豐。此時的大宋，繁盛而穩(wěn)定；此時的大宋子民，自信而富足。

大家相信，這樣的盛世將會一直延續(xù)，這樣的生活也會一直延續(xù)，一如昨日與往昔。

誰都不會想到，使團遠去揚起的塵沙，不僅遮蔽天空，還會掩埋歷史。

正是以這次出使為起點，之后的數(shù)年間，大宋子民的命運將發(fā)生可怕的轉(zhuǎn)折，同時改變的，還有大宋的國運。安定的生活將戛然而止，繁華的盛世將轟然倒塌。而當這場巨變來臨之際，無論是渺小的個人，還是龐大的國家，都顯得無力和脆弱。

國信使們要出使的國家，是位于國家正北方的另一個大國，由契丹人建立的草原國家大遼。

受《楊家將》《呼家將》等評書的影響，人們總是認為，大遼與北宋天生就是仇敵，不是你南侵，就是我北伐，打打殺殺似乎從未停止過，鮮有把酒言歡、握手言和的時候。

實際上，兩國關(guān)系用一個詞來形容再合適不過：相愛相殺。一百年前是仇敵，現(xiàn)在是兄弟，幾年之后又將變成死敵。雙方均見證了彼此從強盛走向衰弱，甚至滅亡的全過程。

如果我們認真計算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在宋遼兩國都存在的一百六十五年間（從公元960年宋朝建立至公元1125年遼國滅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時間都是和平的，兩國間的友好交往遠大于殺伐征戰(zhàn)。

事實上，北宋建立還要感謝大遼。

史載，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新年第一天剛剛開始，后周便收到了遼國大舉南侵、進犯后周邊境的消息。鑒于剛即位的周恭帝還是個年僅八歲的小朋友，完全沒有政治概念，只好由宰相范質(zhì)等人拍板，派趙匡胤率領(lǐng)軍隊前去反擊。沒承想走到陳橋驛的時候，士兵突然發(fā)生了嘩變，脅迫趙匡胤做了皇帝。趙匡胤就這樣無辜地成了宋太祖，建立了北宋。

當然，這都是北宋官方說法，遼國方面并無在公元960年出兵南下的記載。所以很多人懷疑，所謂遼國入侵，很可能是趙匡胤團伙編造的政治謠言，以便實施其謀權(quán)篡位的陰謀。這一公案，時至今日仍無定論，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不管怎樣，就是從這時開始，北宋開始和遼國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

在后面的敘述中，我們將會大量涉及宋遼金三方在外交活動中的精彩博弈與智謀對決，不妨先以宋遼前期的外交為藍本，大致了解一下北宋的外交程序。

北宋建立以后，并沒有立即同遼國建立外交關(guān)系。一來是因為北宋繼承自郭威建立的后周，而后周與遼國是世仇，雖然現(xiàn)在改名叫大宋了，但土地還是那些土地，人民還是那些人民，仇恨還是那些仇恨，并不會因國號改變而消失。趙匡胤的帝位本就得之不正，如果再著急忙慌地去和仇敵結(jié)交，只會更加喪失民心。二來是因為遼國對新建立的北宋政權(quán)也并無好感，三天兩頭來搞破壞，要么親自來，要么安排小弟北漢來，而北宋也總是想把遼國的小弟北漢吃掉，導(dǎo)致雙方?jīng)]有開展正常外交的可能。

直到十四年后的開寶七年（遼保寧六年，公元974年），雙方才開始外交接觸。

根據(jù)宋方記載，接觸是遼方首先發(fā)起的。遼國涿州（今河北涿州）刺史耶律琮給北宋雄州（今河北雄縣）知州寫了一封情深意長的信，誠懇地表達了想要和宋朝交朋友的良好愿望。信中說咱兩家本沒有什么深仇大恨（初無纖隙），如果能互派使者交流一下感情（若或交馳一介之使）、重修舊好，不是好事一件嗎（不亦休哉）？

而遼方記載則恰恰相反，說接觸是由宋朝先發(fā)起的，而且是上趕著要和遼國交朋友（遣使請和），遼國這才派耶律琮前去議和。

究竟誰先向誰示好，因雙方政治立場不同，導(dǎo)致記載相左，已無從考證。此次接觸的具體細節(jié)和內(nèi)容，也因不載于史籍而無法弄清。但雙方的外交接觸開始于開寶七年（公元974年），是沒有問題的，后世有史家稱之為雄州和議。

雄州和議之后，雙方開始互派使節(jié)，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朋友，逐步建立了友誼。

友誼的保質(zhì)期，五年。

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斧聲燭影中繼位的宋太宗趙光義為了強調(diào)皇位的合法性，樹立自己在群臣和百姓心中的威信，毅然決定柿子專揀軟的捏，親征北漢，鐵了心要把遼國的這個小兄弟吃掉。

遼國當然不愿意，立即派人來傳話：那是我小弟，大家都是朋友，能不能給我個面子，這事就算了。

沒想到趙光義硬氣得很，說這事你最好別摻和，那咱還是朋友，不然的話連你一塊打。

大遼當然不是嚇大的，打就打，誰怕誰！

兩國正式斷交。

其實在這之前，宋太祖趙匡胤已經(jīng)對北漢下手好幾次了，只可惜自身實力不夠，對方又請有外援（大遼），沒有一次能占到便宜。最后一次好不容易有了點收獲，眼看勝利在即，沒承想人算不如天算，趙匡胤突然死了，宋軍只好草草班師，無功而返。

事實證明，北漢并不是軟柿子，而是硬骨頭。不出意外的話，北宋這一次也注定會以失敗收場，絕無獲勝的可能。

但統(tǒng)計學(xué)告訴我們，只要重復(fù)的次數(shù)足夠多，小概率事件也必然會發(fā)生（買彩票的朋友就對此深信不疑）。這一次，北宋居然打贏了，雖然有大遼在背后撐腰，北漢還是被消滅了。哥哥用盡一生也未能做到的事，自己竟然一戰(zhàn)就搞定了，宋太宗頓時膨脹了，覺得自己無敵于天下，那干脆把大遼也滅了吧！

當年五月，宋太宗親征大遼。

事實證明，僥幸代替不了實力，大遼東北霸主的地位是不容撼動的，起碼在當時是無可挑戰(zhàn)的。宋軍大敗于高梁河，宋太宗本人也挨了遼軍一箭，嚇得乘著驢車落荒而逃。

為了找回面子，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不顧群臣反對，決定趁遼國皇帝新喪、新主年幼之機，欺負一下孤兒寡母，毅然決定北伐遼國，史稱雍熙北伐。結(jié)果宋軍再次大敗于岐溝關(guān)，《楊家將》中的楊令公原型楊業(yè)也在這次北伐中身死殉國。

兩次大敗，終于讓宋太宗認清了現(xiàn)實，既然打不過人家，只好求別人不要來打自己。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宋太宗兩次遣使求和，結(jié)果都是熱臉貼冷屁股，遼國壓根不搭理他。

不僅不許和議，遼國還決定要報復(fù)一下北宋。宋真宗咸平六年（遼統(tǒng)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遼圣宗耶律隆緒和承天太后蕭綽（蕭燕燕）統(tǒng)兵伐宋。宋軍倉皇迎戰(zhàn)于望都（今河北望都），大敗，副都部署、云州觀察使王繼忠力戰(zhàn)被俘。誰也不會想到，正是這個敗軍之將，間接影響了宋遼今后一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王繼忠被俘后，由于消息傳遞不暢，宋真宗一度以為他戰(zhàn)死沙場了，追贈他為大同軍節(jié)度，向家屬發(fā)放撫恤金，并為其四個兒子安排了工作。事實上，被俘的王繼忠不僅沒有受到非人折磨和嚴刑拷打，還被遼國給予高規(guī)格待遇，賜名耶律顯忠（后改名耶律宗信），封楚王。

一個異族俘虜竟然被封為王，遼國對王繼忠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夠在后來那個關(guān)鍵時刻發(fā)揮出強大的影響力，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從道德家們的角度來看，王繼忠被俘之后，不僅沒有撞碑而死、以身殉國之類的壯烈之舉，還公然接受大遼的官職，甘為契丹人的鷹犬，實在有辱大節(jié)，應(yīng)該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拋開道德說教，單從歷史本身來講，王繼忠雖然氣節(jié)有虧，但對自己的祖國北宋還是很夠意思的。史料記載，王繼忠雖身在大遼，但終生不忘宋朝，每見宋人必大哭�！端睦商侥浮分械臈钏睦桑瑩�(jù)說就是以他為原型創(chuàng)造出來的。

望都之戰(zhàn)的第二年（公元1004年），遼圣宗和蕭太后再次南下。北宋朝廷再次陷入恐慌，以副宰相（參知政事）王欽若為代表的一眾大臣被遼軍嚇破了膽，極力慫恿宋真宗南下逃跑。好在宰相寇準力排眾議，說服真宗皇帝御駕親征，極大地鼓舞了宋軍官兵的士氣。

與此同時，降遼的王繼忠也在關(guān)鍵時刻發(fā)揮了作用，他竭力勸說遼圣宗和蕭太后罷戰(zhàn)講和，并最終成功說服了他們。

就這樣，仗不打了，雙方開始互派使節(jié)，商量和談的具體內(nèi)容和細節(jié)，最終于當年十二月簽訂條約，即《澶淵誓書》，史稱澶淵之盟。

條約規(guī)定宋朝每年要向遼國支付三十萬的助軍之費（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看上去宋朝吃了大虧，因而后人常將之視為屈辱的城下之盟。

但事實上，三十萬的助軍費支出，還不到宋朝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比戰(zhàn)爭造成的損失要少得多。戰(zhàn)爭不僅要耗費巨額物資（有時候一年的財政收入都不足以支撐一場大戰(zhàn)），還會死人。戰(zhàn)爭破壞和導(dǎo)致的勞動力缺少，又會影響生產(chǎn)（在農(nóng)業(yè)社會這是十分致命的），進而導(dǎo)致財政惡化和社會矛盾增加。歷史上很多政權(quán)就是這樣崩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