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一種“社會想象”？
　　在上文，我已經幾次提到了“社會想象”這個術語。也許現(xiàn)在到了進一步解釋這一術語的時候了。
　　我所指的社會想象，比人們在閑散的狀態(tài)下思考社會現(xiàn)實的智力活動，要來得更深刻、更廣泛。我正在考慮的是，人們想象其社會存在的方式，人們如何待人接物，人們通常能滿足的期望，以及支撐著這些期望的更深層的規(guī)范觀念和形象。
　　社會想象和社會理論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差別。我采用了“想象”這個詞，首先，因為我強調普通人“想象”他們社會環(huán)境的方式。而這種方式，通常不是以理論術語，而是以形象、故事和傳說來表述的。其次，理論通常是少數(shù)群體所擁有的，而在社會想象中令人感興趣的是，理論是大多數(shù)人共同擁有的，就算不是整個社會所共享的。這就導致了這兩者之間的第三個差別：社會想象是使人們的實踐和廣泛認同的合法性成為可能的一種共識。
　　事情通常是這樣的：最初由少數(shù)人開創(chuàng)的理論會逐漸潛入社會想象之中，也許開始是在精英階層中，而后就進入整個社會。格勞秀斯和洛克的理論就是經歷了這樣的過程，雖然在這一過程中有過許多更新，而且最終的種種表述形式也是很不相同的。
　　我們的社會想象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期都是復雜的。它包含了我們對他人的一種正常的相互期待感，是那種可以讓我們履行構建社會生活的集體實踐的共識。這也包含了對我們如何與他人協(xié)作，從而去履行公共實踐的某種認識。這種認識既具有實在性，又具有規(guī)范性。也就是說，我們知道事情通常會如何進展，但是這一理念與事情應當如何進展以及哪些錯誤會使正常的實踐無效的理念相結合。就舉通過大選來選擇政府的例子吧。使我們每個人的選舉行為有意義的部分背景認識是我們對整個選舉行為的意識，包括所有公民的參與；每個人可以自主選擇，但選擇的范圍是一樣的；每個人的微觀選擇可以匯集成具有約束力的、集體的決定。對這種宏觀決定，我們還有一個基本認識，即我們有能力去分辨其中的犯規(guī)行為，如施加某種影響力、利用錢財拉選票、依靠威脅等等。換言之，這種宏觀決定，如果要名副其實的話，就需要符合一定的規(guī)范準則。例如，如果一個少數(shù)派強迫其他所有人去服從他們的指令，這樣的宏觀決定，就不會是一個民主的決定。
　　對規(guī)范準則的如此理解，暗示著人們有能力去認知理想的狀況。（例如，在一場競選中，每個公民都能根據他/她所得到的信息，最大限度地做出自主的判斷。）而在此理想之外的，是包含著對道德的或形而上學的秩序的理解，在這種理解的語境下，規(guī)范準則和理想具有了意義。
　　我所指的社會想象，超出了讓我們的特定實踐具有意義的直覺性的背景認識。這并不是對概念的任意延伸，因為正如在不理解的情況下就去實踐，這種實踐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要使得社會想象有意義，這一認識假定了我們對整體的困境就需要有一種更廣闊的認識：我們如何應對彼此，我們如何走到目前的狀態(tài)，又是如何與其他群體交往的，等等。
　　這種更廣闊的認識是沒有明顯的界限的。這是當代哲學家們表述成“背景”的認識的根本特性。事實上，這是對我們所處的整個環(huán)境的未經過組織的、未經過表達的一種認識。在這個環(huán)境中，世界的特性向我們呈現(xiàn)出來。由于這種認識的無界限、不確定的性質，它永遠不能通過清晰的學說的形式來充分表述。這也是我這里要談論“想象”而非“理論”的另一個原因。
　　因此，實踐與其背景認識，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是單向的。如果說認識使得實踐有可能，那么，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也帶動了認識。在任何特定的時間，我們可以提及由一個特定的社會團體任意支配的集體行為的“庫存”。這些是他們知道如何去承擔的公共行為，從整個社會都參與的大選開始，一直到知道如何在接待大廳里開始與一群臨時的朋友們進行有禮貌的但不深入的交談。要想使集體行為成功實施，我們還需要做一些辨別，知道何時與何人如何說話；帶有一張隱性的社會空間的地圖，一張在什么樣的場合、以什么樣的方式、與何種人交往的地圖。如果遇到社會地位或權位比我高的官僚，或是一群婦女，我也許根本就不會主動與之交談。
　　對社會空間如此心照不宣的認識，并不同于對這一空間理論層面上的表述，能夠區(qū)分不同的人群以及與他們相聯(lián)系的規(guī)范準則。在實踐中所隱含的這種認識支撐著社會理論，就像我能在熟悉的環(huán)境中周旋，表明了我對這一環(huán)境地圖的認識。我能夠很好地為自己確認方向，并不用去采納這一環(huán)境地圖所提供的整體觀點。同樣地，就大多人類歷史和社會生活而言，我們依靠掌握共同的認識儲備而行事，而非得益于理論的綜述。人類早在為自己構建理論之前，就靠著社會想象運轉得好好的。
　　再舉一個例子可能會有助于我們在其深度和廣度上，對這種心照不宣的認識有更清晰的理解。就說組織一次游行吧。這說明游行這一行為已經儲存在我們的庫存里了。我們知道如何去召集人、如何選游行的旗幟、隊伍又該是如何行進的。我們知道游行要在一定的界限內進行，既要從空間上（勿干擾特定的空間）又要在侵害他人的方式上（只在抗議的門檻內，不能采用暴力）。我們知道這些慣例。
　　讓我們的行為成為可能的背景認識，是復雜的。但使之有意義的一部分認識是，設想我們與和我們有某種關系的他者對話—像我們的同胞，或其他人類。這里包含著一個語言行為的問題：說話者與說話的對象，以及對他們如何可以彼此存在于這種關系中的某種認識。在此存在著公共空間；我們彼此已經進行了某些對話。像所有的語言行為一樣，對話既是針對曾經說過的話而說，又期待著將來要說的話。
　　這種說話模式表明了我們處于什么樣的立足點與他人說話。這種語言行為是帶有強迫性的；我們要給聽者留下印象；如果對方沒聽進去我們的信息，我們甚至會威脅他們因此而帶來的后果。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說服對方，不過依然帶著強勢。我們希望聽話者能夠，而且必須扮演可以和我們理論的人。
　　對于我們正在做的，例如，對政府和市民們說，必須停止對經費的裁減，這種直觀的認識在一個大語境下是有意義的。我們會把自己看作是與其他人有一種持續(xù)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下，我們適合用這樣的態(tài)度對他們說話，而不是，比方說，采用恭謙的請愿或是武裝叛亂的威脅等辦法。對于這一切，我們可以說，游行示威在一個穩(wěn)定、有序和民主的社會里有著它的正常地位。
　　這并不意味著有些武裝叛亂，如1985 年的馬尼拉事件，是不能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在那些情況下，這種做法的目的正是引導專制向民主轉變。
　　我們可以看到對上述做法的理解（沒有這樣的理解，我們是不會采取這樣的做法的），的確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領會到了更大的困境：我們如何繼續(xù)維持或已經維持與其他人以及與政權的關系。這也相應地為我們打開了在我們所處的時間和空間里更廣闊的視角：我們與其他國家和民族之間的關系（例如，我們正在努力效法的民主生活的外在模式，或是正在力圖疏遠的專制模式），以及我們在歷史中所處的地位，在我們成長的敘述中所處的地位。憑此我們意識到通過和平示威來獲得民主的能力。這是我們的祖先經過努力辛苦得來的，也是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這種共同行為達到的。
　　因而，使任何特定的行為變得有意義的背景都是廣泛和深厚的。它雖然不包含我們世界里的每件事，但是人們可以理解的相關特性并沒有受到任何限制；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說這種理解利用了我們整個世界，也就是說，利用了我們對在時空中、在其他領域里以及在歷史中的困境的感知。
　　這樣的大背景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道德秩序的觀念。我在這里所指的，不僅僅包含對強調我們社會實踐的一系列準則的理解，這些準則是使得我們的實踐成為可能的直接認識的一部分。此外，還需要另一種理解和感知，就像我在上文所陳述的，要知道是什么使得這些準則有可能實現(xiàn)。這也是行為語境中的一個基本部分。人們不會為不可能得到的去游行示威，為烏托邦的理想去游行示威①—或者，如果他們這么做的話，那就因此成為另一種不同的行為。當我們游行的時候，我們所要表達的一部分內容（甚至更多的）是，民主社會對我們來說是有可能的，是我們可以帶給大家的，盡管這受到我們老頭子政權統(tǒng)治者們的懷疑。
　　這種自信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例如，人類可以共同維持一個民主的秩序，這是在人類的可行性范圍內的。這一基礎將包含一系列道德秩序的形象。我們通過這些形象來理解人類生活和歷史。說到這里，有一點是必須說清楚的，雖然我們的道德秩序形象使得我們的一些行為變得有意義，但是未必支持我們的現(xiàn)狀。它們也可能成為革命實踐的基礎，就像在馬尼拉一樣，同時它們可能成為現(xiàn)有秩序的基礎。
　　道德秩序的現(xiàn)代理論逐漸滲透和轉變我們的社會想象。在這一過程中，原先只是一種理想化的，通過與社會實踐相結合而成為一種復雜的想象。這些部分地是傳統(tǒng)的社會實踐，但經常在相互交往中被轉化。這對我在上文所說的對現(xiàn)代秩序的延伸認識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的想象，如果沒有這樣的滲透和轉變，也就不會成為我們文化中的主導觀點。
　　我們見過這種過渡性轉變的發(fā)生，例如，在當代西方世界中偉大的、開國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在這兩個事件中，一種是災難性較小的、更加平順的過渡轉變，因為民眾主權的理想化與固有的民眾議會選舉實踐，能夠相對地、毫無問題地結合起來。而在另一個事件中，因為無法把同樣的原則融入一系列穩(wěn)定的、達成共識的實踐中，這便成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無常與矛盾沖突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在這兩個偉大的事件中，人們都認識到理論在歷史中的首要地位，這樣的理論對革命的現(xiàn)代理念是十分重要的。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開始依照取得共識的原則來重塑我們的政治生活。這種構成方法已經成為現(xiàn)代政治文化的中心特征。
　　當一種理論滲透和轉變社會想象的時候，到底蘊含著哪些東西？在很大程度上，人們會開始從事、即興發(fā)揮或者被納進新的實踐中。新的前景使得這些實踐變得有意義，這種前景是在理論中首先被闡述的，也是使實踐變得有意義的語境。這樣，實踐的參與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獲得新認識。新認識開始界定他們世界的輪廓，而且，最終可以變成預想中事物的框架，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但是，這一過程不僅是單方面的，一種理論改變一種社會想象。逐漸使行為變得有意義，理論得到了詮釋，就好像擁有了一個特殊的框架作為這些實踐的語境。正如康德的抽象范疇的概念被運用在時間和空間的現(xiàn)實中時就變成是“圖示化”的，理論在稠密的、廣泛的共同實踐中也被圖示化了。
　　這一過程無需在此結束。新實踐，伴隨著它所產生的深刻理解，可以成為修正理論的基礎。理論也能反過來間接地改變實踐等等。
我所說的漫長的征程是一個過程，新的實踐或者對舊實踐的修正要么是從一些特定團體和社會階層的即興創(chuàng)作發(fā)展出來的（例如，18 世紀由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所組成的公共團體、19世紀工人階層中的工會），要么是由精英以招募越來越廣泛的群眾基礎的形式發(fā)展起來的（例如，在巴黎范圍內的雅各賓派）。不管是這兩者中的哪一個發(fā)展形式，一系列的實踐在其緩慢的發(fā)展以及形成的過程中，漸漸地改變了它們給人們所帶來的意義，從而有助于構建一種新的社會想象（“經濟”）。所有的這些情況，都導致了西方諸社會里的社會想象的具有深遠影響力的變更，以及隨之而來的我們現(xiàn)在所居住的世界的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