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2年是我的不惑之年�？蛇z憾是，這些年自己似乎并未在通往澄明通透的道路上有所進益，反倒日漸退步，愈發(fā)惶惑：這個世界將往何處去，而我們又身在何處，學術何為，文學何用？歷史與當下、夢境與現(xiàn)實間何以會超越時空、發(fā)生如此詭譎而真切的交錯，讓人不禁想到《哈姆雷特》中有句著名的臺詞The time is out of joint。多少做些歷史研究的人，或許都總有一天發(fā)出黑格爾那樣的哀嘆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盡管如此，人們卻依然試圖藉著一些經(jīng)驗性的論述徒勞地撿拾某些教訓，在以史為鑒的幻覺中等待一個戈多，似乎非此便難以安身立命。
借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AS）歷史學院教授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的話說：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工作常常（如一個歐洲學者所喜歡說的）是做過去的看門狗。如果人們錯用過去，我們就得在夜里吠叫，有時候還得撕咬，不過別指望會被喜歡。沒人喜歡看門狗，可是看門狗很重要。
歷史，被正確地研究、正確地使用的歷史，是一個批判性的學科。批判性不是指說壞話，而是獨立地思考過去及其與當前的關系，且不憚于加以區(qū)分，即使社會大眾流行著另一種主張，他們熱烈地想要把過去與當今聯(lián)系起來，為正當化當今而想象過去。

那場戰(zhàn)爭雖已過去，可在這個地球上戰(zhàn)爭卻每天都在發(fā)生；帝國的時代似已不再，可作為一種歷史遺產，帝國的幽靈、帝國式的思維是否亦已隨之遠去？對于外在于日本的他者而言，曾發(fā)生在那片土地上的悲劇會不會昨日重現(xiàn)，或者發(fā)生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對于從事戰(zhàn)爭時期日本文學與思想研究的人來說，如何在過去與當下之間確立自己的位置，如何在當下的時點上重審過去，都是一項充滿著挑戰(zhàn)的工作，荊棘遍路，道阻且長。
我們在面向怎樣的預設讀者、以怎樣的問題意識、生產著怎樣的知識這種將自我歷史化、相對化的自覺中所伴隨的焦灼感時時拷問著我們的學術倫理。十多年來，我一直以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的日本為主要關切對象做著一些微末、瑣細的學術工作，試圖以此逼視自己的觀念死角，并經(jīng)由一次次痛苦的自我否定進而檢視文學史和思想史敘事中的某些認知框架和定見。就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這一存在卻在我心中起了變化從原初一個奇特的認識對象轉變成了一套不算奇特的發(fā)生裝置。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曾殷殷寄望于我輩年輕一代：作為一個日本研究者，好好做下去，到了退隱之年，自會有你們的一套獨到的日本觀、寫出一本屬于你們的日本論，那時你就成了。多年來，我也曾以此為志業(yè)，孜孜以求，而今終覺力有不逮，雖自知有負所期，但還是打算就此繳械投降，成為文化意義上的日本通之理想只能遺憾地交由其他俊彥去代為實現(xiàn)了。就像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在他的政治游記中所反復表明的那樣：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不是其種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質特征，而是政治結構。因此有時會擔心，當日本（人）在文化、民族性的意義上在大眾文化層面被歸結為一種特異的奇觀，當明治和戰(zhàn)后日本崛起的過往被知識界以不自覺的、內在于我的日本觀念急切地理解為某種可以參照、照搬的東亞鏡鑒，并將其作為方法時，這種不自覺的絕對主義觀念抑或目的論指向或許都意味著某種認識論上的智性怠惰，似乎一切歷史、狀況中的疑難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刃作為一種認識裝置若未經(jīng)歷過相對化的自我檢視，我們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卷刃的時刻：當世人艷羨的明治維新讓日本崛起成為世界強國之時，別忘了，帝國的崩潰乃至今日日本政治、思想中的諸多病弊也都可以從150年前的那場政變中尋到淵源；當我們從日本人或日本文化中抽象出諸般特性時，也別忘了，那可能也是昭和軍國主義對外宣傳的口號和標語�；蛟S，我們更需要一種不動聲色的日本研究。
這是我的第一本評論集，其中所輯文字，雖體例參差，短長不一，但輻輳焦點處卻有著相通的問題意識，即極端語境下的人。我試圖在時代境況、政治境況中感知人的境況，并在極端語境中重審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的虛實與位相，飭力于探尋些許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雪泥鴻爪，小書中大部分文字是十年間散漫讀書之拾穗偶得，是從閱讀中不斷汲取學術、思想養(yǎng)分的欣快歷程，妄作解人之處雖是閑情余墨亦當文責自負；但當野人獻曝，要將這些年步履蹣跚的斜行線奉呈于知識界時，惶恐之余，首先要向惠我以思考契機和智識的思想巨擘、學術前賢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謝意。而另一部分則是幾個關于人的小故事。人文學終不能目中無人，在宏大敘事之外，透過重返人事關系，從事的角度重新打量人的世界及其背后的權力構圖或許也是一條別有生趣的荒郊野徑就當是野狐禪的自我辯護吧。文章最初多以隨筆、評論的形態(tài)在評論類報刊發(fā)表，囿于體例之限，多未附詳細注釋與參引文獻。結集前，為便于理解，又翻檢、核實當年所閱讀的論著、史料，逐一注明引文出處，這也是要事先交代的。
王汎森曾批評說，過往的思想史研究將思想的生活性和生活的思想性分得太開；加藤周一在討論知識分子協(xié)助戰(zhàn)爭這一事實的內部結構時指出：日本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與思想是分開的。……脫離現(xiàn)實生活的思想，是無法創(chuàng)造出超越實際生活的價值和真理的。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生活也是思想的一種方式，二者應該一而二，二而一，往復交織。將生活抽象化，將思想具象化，于生活與思想之間尋找接點和津梁，也是近年來我樂于嘗試的思想路徑和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學術又豈是坐冷板凳的事業(yè)？它本身即是光源、熱源，讓人不禁全力奔赴。
不惑之年，依然大惑存焉，沒出息。不過無妨，自欺地想想，就當是所謂的少年感吧。

王升遠
壬寅人日，亦是生日，于故鄉(xiāng)村野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