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前言：托克維爾的焦慮
托克維爾（18051859）生活于一個沒有根基和充滿動蕩的世界中。自從16歲閱讀啟蒙作品遭遇了信仰的顛覆之后，終生尋求確定性而不得，一直被懷疑所困擾，而懷疑被他視為人生最大的不幸之一。在他所處的時代，法國在革命和專制中掙扎，他為自己民族的自由而奮斗，卻最終發(fā)現(xiàn)這個民族激動不已地親吻枷鎖（1853年9月23日致皮埃爾·弗里斯隆，第75封信）。托克維爾喜歡用大海來比喻自己所處的時代，我們身處一個咆哮的、但沒有海岸的海洋；至少，這個海岸是如此遙遠、如此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們的下一代都無法找到它，無法在那里立足（第59封信，參第7封信）。在這樣一個天空不再給予希望，大地不再給予尊嚴（貢斯當語）的世界，自我對每個人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托克維爾在26歲時就對此有深深的感受：這個世界上我了解最少的存在莫過于我自己了。我對于我自己不斷地成為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1831年10月18日致歐仁·斯托菲爾的信）這并非一個缺乏自信的年輕人對自己的懷疑，而是延續(xù)了一生的挑戰(zhàn)。去世前兩年，在1857年2月26日給斯維金娜夫人的信中，他寫道：每當我仔細打量自己時，我找不到一絲的歡樂……我們有理由說，人從來不能自知：人們經(jīng)常弄不明白那些支配自己的沖動，在這個意義上說，這一說法是正確的。（第105封信）在一個承認自我的權(quán)利和價值的時代，自我成了最大的問題；而對于一個辯護個體自由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如何面對這個成為問題的自我可能是最大的挑戰(zhàn)了。
如果天空遠離大地，上帝從世界中退隱，那么個體將承擔自我的命運，這是啟蒙運動的應(yīng)許和民主社會的期待。而等級制社會的瓦解使傳統(tǒng)的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guān)系不斷淡化，個體也獲得獨立的可能，于是他們習(xí)慣于自視獨立，一廂情愿地認為他們的全部命運在他們自己的手中。然而，托克維爾通過對美國社會的深入觀察，發(fā)現(xiàn)美國人身處幸福之中而焦慮不安，焦慮（inquiétude）在他看來是美國人顯著的性格特征之一。平等雖然使個體在形式上獲得不斷改善自己狀況的可能，但平等將個體置于與所有人的競爭之中，結(jié)果個體不得不忍受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和現(xiàn)實的挫敗之間的反差，陷入焦慮和嫉妒之中。民主充分暴露了個體的軟弱，自我的獨立非但不是自由，而往往成為奴役。貢斯當筆下的那個現(xiàn)代自我的典型阿道爾夫在擺脫了成為捆綁的情人之后獲得了獨立，但同時卻發(fā)現(xiàn)：以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多的眼淚重新獲得的自由，對他竟毫無用處。民主的個體在砸碎了等級制和不平等的枷鎖之后，發(fā)現(xiàn)他們獲得的自由竟可能是新的枷鎖。自由這個現(xiàn)代社會的最高神祇與羅馬人的雅努斯一樣，還有另外一副面孔。這個現(xiàn)代雅努斯成為《民主在美國》所勾勒的現(xiàn)代人的肖像。然而托克維爾對美國人或者民主心靈的深刻揭示并不僅僅是因為他有著不同尋常的洞察力。人們常常津津樂道于圣伯夫?qū)ν锌司S爾的評價：他在讀書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思考。這一評價并非夸張之辭，然而托克維爾如何去思考？他的思考資源在哪里呢？他的書信給了我們答案：他的觀察和思考資源就是他自己，他自己身上的雅努斯使他能更深刻地理解現(xiàn)代人的雅努斯。
現(xiàn)代性曙光初現(xiàn)時，蒙田開啟了自我的探究。蒙田很敏銳地認識到現(xiàn)代是個體的時代，那么只要對自己進行剖析，就可以理解人類了。因此，他聲稱他的散文是以自己為材料的，他的自我書寫并非是為了像奧古斯丁那樣在懺悔中發(fā)現(xiàn)自我并否定自我，而是把自我當成研究對象，讓自己和別人更了解他本人，也讓別人通過他的自我去了解他們自己的自我。托克維爾的書信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蒙田式的散文，在和他人的書信往來中呈現(xiàn)自我，也讓他所處的時代在他的自我當中展露出來。托克維爾熱愛寫信，所以已經(jīng)出版的17卷托克維爾全集中書信占了一半以上。事實上這種對書信以及日記的熱愛是十八、十九世紀法國知識界和文學(xué)界的某種風尚，也表明這一時期人們拷問自我的迫切。
托克維爾終身被焦慮所困擾。他的焦慮在他看來是無法治愈的漫長的疾病，因為焦慮成為他的個人氣質(zhì)的一部分，是他的自我的構(gòu)成因素。在托克維爾的書信中，我們看到他常常試圖向親人和好友描述這種在他看來無法言傳的焦慮。它對他來說是無端的折磨，徒勞的躁動，巨大的痛苦（第39封信），既給自己也給身邊的人帶來不幸。托克維爾非常理性地觀察和描述自己這種非理性的不幸，這讓他更為絕望，因為他的理性對于他的焦慮無能為力：我有非常冷靜的頭腦和愛推理的甚至善于計算的心智；但是，在這旁邊卻存在著強烈的激情，這些激情將我裹挾而去卻不能說服我，馴服我的意志卻聽任我的理性自由自在。一句話，我很清晰地看到善，但每天卻做那些惡的事情。這讓人想起《新約·羅馬書》第7章保羅的內(nèi)心交戰(zhàn)：因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惡的，我倒去做。（《羅馬書》7：15）托克維爾雖然并非基督徒，但他對人和世界的理解仍然不斷地回到基督教的視野當中。焦慮對人的控制像罪對人的捆綁一樣是人的理性所無能為力的。在托克維爾看來，理性充其量只是一個囚籠，即便可以阻止他采取行動，卻不能讓他不在鐵窗后咬牙切齒（第42封信）。這里我們已經(jīng)依稀看到了以后為韋伯所闡發(fā)的鐵籠主題。
這個充滿焦慮的托克維爾似乎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民主在美國》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那是一個飽含激情而又充滿理性的思考者，在他的作品中理性和激情構(gòu)成了優(yōu)美的和諧。然而，思想當中理性與激情的和諧，同生活當中這兩者的沖突并不構(gòu)成矛盾，而是生命的不同層面。并且，對于一個思想者來說，思想也可能成為焦慮的原因。這首先是因為思想本身的艱難，但托克維爾并不隱瞞自己從事思考和寫作背后的那些并不那么偉大的動機。在給斯維金娜夫人的信中，托克維爾不憚于從最難看的一點來坦白他的焦慮的原因：您相信這種精神上的不安主要難道不是源于終生激勵我的對于成就、影響和聲望的激情嗎？這一激情有時能促成偉大的事物，但它本身顯然并不偉大。這是作家們通常有的一點壞毛病。對此我也像別人一樣無法逃避。（第105封信）1840年《民主在美國》第2卷的出版并沒有像第1卷那樣取得成功，托克維爾對評論界的沉默感到沮喪，在給盧瓦耶科拉爾的信中（第38封信）中表達了對自己的作品的價值的懷疑。這并非僅僅像評論者認為的那樣說明托克維爾缺乏自信，而是托克維爾對于自己不能取得期待的成功而感到失望。托克維爾并沒有否定偉大事業(yè)背后的個體對不朽和榮耀的追求，他甚至希望民主時代的軟弱個體能有這樣一種雄心和驕傲，但是他知道這種個體的驕傲作為一種自我的私欲，本身不是那么崇高的，不是他所推崇的那種忘我的美德。不過，托克維爾并非要對個體的驕傲進行道德審判，而是要指出這種驕傲?xí)�因為其挫敗成為個體的重負，特別是在一個承認個體的驕傲和尊嚴的民主時代。
然而，托克維爾的焦慮更多的并非這樣一種追求成功而不得所帶來的苦惱。他認為他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讓一個有理智的人感到心滿意足，但是他自己決不是這樣一個理智的人，因為他要在一個平庸的時代追求偉大，在民主的時代夢想貴族時代的德性。尋求偉大的托克維爾的焦慮不同于追求福利而不得的民主個體的焦慮�！睹裰髟诿绹�》通篇是對貴族制和民主制的比較，時時浮現(xiàn)出對貴族制的偉大的懷念，雖然他強調(diào)民主制遠比貴族制公正。他一直被一種追求偉大的激情所支配：神已賜給我對于偉大行為和偉大美德的天然愛好，然而當這種偉大事物總是在我眼前飄蕩而我卻一直無法把握時，我很失望；我的靈魂希望生活于一種理想的創(chuàng)造當中，而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時代卻與之相去甚遠，這令人悲哀。（第105封信）生不逢時而不能像先輩一樣在偉大的事業(yè)中呈現(xiàn)生命的意義，這是托克維爾的焦慮所在。托克維爾所追求的偉大是一種自由的政治行動，它并非為了謀求利益他的書信中常常表現(xiàn)出對利益的鄙視，更是彰顯一種如其曾外祖父馬爾澤爾布所表現(xiàn)出來的自我犧牲的公共精神和剛毅的美德（1838年4月22日致博蒙，第32封信）。因此，托克維爾總是把自由和偉大關(guān)聯(lián)起來，自由的意義在于通向偉大。然而，民主時代的人們熱愛自由不過是因為自由可以使他們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如果專制能夠更好地保證利益，他們寧愿放棄自由。七月王朝時期，法國人特別是資產(chǎn)者濫用自由競逐私利；而第二帝國時期，法國人為了他們的私利而放棄了自由。因此，托克維爾悲痛地看到他和他的時代格格不入。平庸的日常生活令他厭倦和焦慮，回到日常的習(xí)慣，生活的單一讓我非常厭倦；我感到被一種不可言狀的、內(nèi)心的焦慮所抓�。�1831年10月18日致歐仁·斯托菲爾）。只有重大的事物和崇高的情感才能讓他平靜。托克維爾以政治人為自己的理想，致力于在政治上成就大業(yè)，因為只有政治行動帶來的激情才能平息他的焦慮。然而，他不幸生活在一個政治為名利所充斥的時代，他自己的信念和氣質(zhì)與之背道而馳。事實上從政不久，托克維爾就悲哀地發(fā)現(xiàn)自己在當時法國的議會政治乃至政治世界中找不到位置（第42封信），政治行動中的無力感常常使他陷于一種深深的憂郁和焦慮。讓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一直受到他的選民的支持，選民的忠誠是他在政治的荒漠中的一小塊綠洲。他長時間擔任家鄉(xiāng)地區(qū)拉芒什省政務(wù)委員會主席，他一直珍惜這個職位，因為在其中他能夠為他的家鄉(xiāng)做一些實際的事情。不過，這些都只是綠洲罷了，僅僅是失意中的安慰，他不得不在驕陽塵土中繼續(xù)探險（1842年10月6日給斯托菲爾的信）。然而，這些探險只是一次次地告訴他，他沒有力量在一個不追求偉大的時代實現(xiàn)偉大，他只能無奈地面對達不到目標的失落，我跌落得太低，因為我期待的太高（1837年5月26日致博蒙信）。
然而，即使托克維爾獲得了他期待的成功，在他渴望的偉大事業(yè)中大展身手，他的焦慮就一定平息了嗎？他自己對此表示懷疑，因為他知道他的焦慮有更深的根源：我的生活閱歷足以讓自己了解，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美好的事物，它帶來的享受能完全吸引我，讓我滿足。我達到了在開始我的職業(yè)時我沒有預(yù)期的高度。這并沒有給予我幸福。我的想象力很容易達到人類崇高的頂點，當它把我?guī)У侥抢飼r，那光彩炫目的體驗并不能阻止我感受到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這就是即便達到了頂點，我仍然像今天一樣感到強烈的痛苦……驅(qū)動靈魂的是不同的東西，但靈魂還是同一個這顆焦慮而不知饜足的靈魂，它蔑視世上一切好的事物（tous les biens），但它又永遠渴求被激勵起來去抓住這些好的事物，以便逃避那痛苦的麻木，而一旦靈魂依賴于自己，它就會體驗到這種麻木感。真是悲傷的故事。它差不多是所有人的故事，但有些人比其他人經(jīng)歷得多，而我自己則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要多。對于這種沒有止境的欲望，你會對我說只有一樣事物對它們來說是合適的并且能帶來某種放松：這就是另一個世界的無限視野。但我卻沒有這一資源。這并非是因為感謝上帝我是物質(zhì)主義者或反基督教者。但是，我相信的普遍真理以一種非常抽象的形式、穿越如此厚重的云霧呈現(xiàn)在我的心靈中，以至于我的靈魂不能把它們當成某種立場。無疑這是巨大的不幸，但在我看來，至少從人的角度來說，它不可能被醫(yī)治；因為我多次想嘗試去對付它，但都無功而返。（1840年11月2日致愛德華·德·托克維爾，第39封信）自從托克維爾16歲失去信仰之后，他的焦慮就成了存在意義上的問題，因為他的靈魂失去了根基和方向，生命當中缺乏一種根本的確定性。這顆靈魂在世界中上下求索卻無法找到安息之處，人世的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能在根本上滿足它。托克維爾對人類存在的種種問題感到憂心，試圖去探求人生的奧秘但卻總是陷入不確定當中（第105封信）。托克維爾一直試圖重建信仰、尋回生命可以立足的確定性根基，對人類生存的問題尋求確定的答案，然而他一直沒有成功。他在1837年12月26日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在一切事情上我想追求一種理想，但它總是不斷后退。我渴望一種絕對、一種完整，但它們并不存在。他對信仰有一些抽象的普遍性觀念，如上帝的存在及其絕對正義、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及對善惡的賞罰等，但除此之外，他無法形成或接受其他的信念。在人生的根本問題上他不得不承受懷疑的折磨，一直把懷疑視為世界上最讓人不能承受的惡之一，年輕時將其置于疾病和死亡之后（第10封信），而到了中年則認為它比死亡更糟糕，比疾病更惡劣（1850年8月致科塞爾的信）。面對懷疑，人自身的無能為力彰顯無遺：在晚年（1858年）給他的哲學(xué)家朋友布希泰的信中對人的狀況的描述和帕斯卡如出一轍：（人）被賦予足夠的光以向他展示他的狀況的悲慘，卻沒有足夠的光來改變它。
托克維爾認為他的焦慮是所有人的故事，是現(xiàn)代人的處境。不過，托克維爾并沒有因此陷入絕望。1831年還只有26歲時，雖然還不知道未來的道路，他在給夏爾·斯托菲爾的信中表明，他對生存的境況已經(jīng)進行了艱難而透徹的思考，承認焦慮和懷疑是人的境遇也是自己存在的一部分，但仍然因此而勇敢地面對人生并探求人生的意義。他認為對完美的幸福和絕對的真理的追求是幼稚的，是一種虛弱的、不夠男子氣的情感。如果對缺乏完美和絕對的人生感到失望，那是對作為人而灰心失望，因為這正是我們的本質(zhì)中最不可改變的法則之一。生活既不是非常美好，也不是很壞，而是某種由好壞兩方面所混合的中等事物……生活既非享樂也非受苦；它是我們承擔的一項嚴肅事務(wù)，我們的責任是盡可能好地完成它。（第10封信）以這樣一種堅韌的斯多亞態(tài)度去面對人生，承擔自己的道德責任，勇敢地面對痛苦和平庸，成為托克維爾一貫的人生態(tài)度。他后來成為作家、思想家、政治人物、歷史學(xué)家，經(jīng)歷了成功，更遭遇了失敗，但他的思想、追求和人生態(tài)度始終表現(xiàn)出不同尋常的一貫和堅定。大革命之后法國政界頻頻改朝換代，社會動蕩不定，改變立場、轉(zhuǎn)換陣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以至于在十九世紀的法國，不動搖（l�餴nflexibilité）、堅定（constance）成為受人欽佩的德性。我們在托克維爾身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德性，雖然他一直在議會政治中處于邊緣，無法進行真正的政治行動，但他始終秉持自己的道德操守。他接受了一度被他視為精神導(dǎo)師的科拉爾的教導(dǎo)，一個人不能指望在政治中發(fā)現(xiàn)高貴，而是要通過自己的行動使政治高貴，正如科拉爾所言：今天議會代表的生活是一種粗俗的生活……別指望在那里找到光榮，應(yīng)當把光榮帶給它。1855年冬天，這時托克維爾早已接受了他在政治上的重大失敗而退出政界，他在雪后的貢比涅森林中散步，回首差不多25年前他和博蒙在田納西的森林中散步的情形，對歲月的流逝充滿感傷，然而他對自己過去的選擇和奮斗并不后悔。在給博蒙的信中寫道：當我回顧這些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重新開始這四分之一世紀，我想做的事與我已經(jīng)做的不會有太多的不同，于是我又感到寬慰。也許我會努力改正細節(jié)上的錯誤，防止一些明顯的蠢行，但整體而言，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甚至我的行為，都不會有任何改變。我也清楚地意識到，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我對于人的總體看法很少變化。關(guān)于年輕時的幻想和成年時的幻滅，人們談?wù)摰煤芏�。在我的個人經(jīng)歷中，我根本沒有看到這一點。人類的缺陷和弱點從一開始就映入我的眼中，至于當時我所發(fā)現(xiàn)的人的優(yōu)良品質(zhì)，我不能說此后我沒有遇到近似的東西；這段短暫的回顧使我心緒更好，而當我想起那個與我一起在孟菲斯捕獵鸚鵡的朋友（指博蒙譯者注），直到今天他依然是我的知己，而時間只是使我們之間當時存在的信任和友誼更加緊密，這更讓我煥發(fā)生氣。這想法讓我覺得比考慮所有其他事情都更讓人快樂。（第82封信）如果把這封信與上述那封25年前給斯托菲爾的信加以比較，我們發(fā)現(xiàn)，托克維爾不僅僅是一個充滿焦慮和懷疑的人，也是一個在道德上堅定、忠誠于自己的原則的人。
正如這封給博蒙的信中所體現(xiàn)的，這種忠誠特別體現(xiàn)在友誼當中。與蒙田用旁征博引來為自我做注腳不同，托克維爾直抒胸臆，讓自我的沉重、內(nèi)在的沖突在對朋友的傾訴中完全暴露出來。書信中的自我并非散文、日記和回憶錄中的獨白式的自我，而是和他人分擔的自我、在友誼中敞開的自我。通過書信來表達自我，托克維爾事實上是在借助友誼來面對孤獨的自我。與他的人生態(tài)度的堅定一樣，托克維爾對友誼的執(zhí)著是不同尋常的，他同兒時的伙伴如凱戈萊和中學(xué)時的同學(xué)如歐仁·斯托菲爾一直終身保持親密的關(guān)系，即便后來在人生道路和政治立場上他們往往分道揚鑣。這些兒時的朋友在他心目中有某種特殊的地位，除了他妻子瑪麗以及他的兄弟以外，似乎只有他們被他以你相稱，而即便是后來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博蒙，他也始終以您相稱。當然，這種稱呼上的差異，并不就簡單地對應(yīng)為友誼深淺之別。他和博蒙的友誼堪稱典范，尤其是因為他們曾一度齟齬不和但最終捐棄前嫌重歸于好（第4749封信）。經(jīng)歷過艱險的共同游歷和嚴酷的政治斗爭的考驗的友誼是偉大的，因此托克維爾在生命的最后關(guān)頭只能向這位朋友發(fā)出求告：請您來這里。在死亡面前，走向生命盡頭、孤立無援的托克維爾毫不猶豫地向朋友敞開自己的無助，正如以前他毫無遮掩地袒露自己的軟弱、懷疑和焦慮。還在23歲時，他就告訴凱戈萊只有友誼在這個世界上是可靠和持久的當然后來在結(jié)婚后他還加上了夫妻之情。在政治的艱苦斗爭當中，托克維爾發(fā)現(xiàn)他所珍視的價值和理想并不為他的時代所理解和接受，在政治的喧囂當中他卻感到一種比荒野中的孤單還要難以忍受的精神的孤獨，孤獨總讓我害怕，要想快樂，甚至要想得到安寧，我總需要這并不總是明智的身邊有一些幫助，總希望能依靠我的一些同伴的同情。那人獨居不好《圣經(jīng)·創(chuàng)世記》2：18。：這句深刻的話尤其適用于我（1856年1月7日致索菲亞·斯維金娜，第87封信）。托克維爾理解的友誼首先是一種信任和尊敬的情感，能夠體貼和關(guān)心彼此的軟弱，也能夠像對方敞開自己的軟弱。對于少年和年輕時的朋友，這一點毋庸置疑。即使后來認識的一些長者，托克維爾也強調(diào)自己對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他們對他的善意和理解以及他對他們尊敬和信任基礎(chǔ)上的。其次，如亞里士多德所說，這種友誼還是一種品質(zhì)，這種品質(zhì)在于理解和接納對方的善或品性，并以自己的善和品性來加以回應(yīng)，正如亞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樣，回報的友愛則包含著選擇，而選擇出于一種品質(zhì)。真正的友誼要求相互的回應(yīng)和責任。奧古斯丁指出，如果一個人得到了對方的愛而沒有回報，這表明事實上他沒有真正擁有所得到的愛。友誼也一樣，如果接受友誼而沒有回應(yīng)也意味著沒有擁有友誼。托克維爾在信中或者以坦誠傾訴或者以激勵勸勉來回報朋友的友誼，正如他在給斯維金娜的信中寫到的那樣：您的信中對我有一種親切感，我希望能配得上這種親切，因為一個像您這樣的人的友誼是要求做出回應(yīng)的。它不僅要求人們心懷感激，而且要人們有所行動來表明配得上這一友誼。（第87封信）托克維爾希望自己在大社會以外形成一個理想的小城邦，那里居住著我熱愛和尊敬的人，我希望在那里生活（第29封信）。通過他的書信我們可以領(lǐng)略一下他理想的小城邦，那里的少數(shù)居民圍繞著一些嚴肅的關(guān)乎人生、信仰和政治的重要問題在進行討論；托克維爾常常與他的朋友們探討他的作品，與他們分享他寫作的動機、意圖、構(gòu)思、困惑和主題等等，傾聽他們批評和意見。在托克維爾那里，思想構(gòu)成友誼的源泉，而友誼也成為思想的伙伴。
托克維爾以道德和友誼來面對焦慮，但并沒有克服焦慮。這也許是為什么我們無論在他的肖像還是在他的文字中都能感受到一種憂郁。他沒有逃避自己的命運，面對內(nèi)心的緊張而堅守對德性和偉大的追求，并不惜承擔由這一追求帶來的更大的緊張�！睹裰髟诿绹�》的寫作也是托克維爾理解和面對其焦慮的一種方式。他通過處理民主時代的人的焦慮來思考自己的焦慮。我們已經(jīng)提到，他從自己對成功的渴望而感到的焦慮當中可以深切地體會到現(xiàn)代人關(guān)注自我利益和成功而帶來的焦慮�，F(xiàn)代人沉溺于自我的焦慮而遺忘了對偉大和德性的追求，因此民主時代的平庸和墮落會讓追求德性和偉大的人感到焦慮；而現(xiàn)代社會中上帝的不在場讓現(xiàn)代人陷于對生命意義的焦慮之中。民主社會最迫切的問題是大多數(shù)人沉溺于第一種焦慮之中甚至不會再產(chǎn)生后兩種焦慮。因此，托克維爾首先致力于說明第一種焦慮可能導(dǎo)致的平庸、墮落和罪惡等種種危險，而試圖借助于通過政治自由和宗教來培育道德和友誼。如果在一個民族實現(xiàn)了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結(jié)合，良好的民情成為政治的基礎(chǔ)，公民的友誼成為城邦的紐帶，那么這第一種焦慮是可以克服，或至少是可以被緩解的。至于對偉大和對生命意義的焦慮，在托克維爾看來，這取決于人們自己如何在政治、友誼和宗教中去面對了。一個沒有能夠擁有確定信仰的人竭力強調(diào)宗教對于現(xiàn)代心靈的意義，并非一個有隱微教導(dǎo)的人提倡一種顯白的教導(dǎo)，而是常常對帕斯卡感佩不已的托克維爾對人生的某種深切理解。不過托克維爾遠沒有對人產(chǎn)生厭倦，他一直拒絕戈比諾宿命論的種族主義，而是相信如果想要從別人和自己那里獲得巨大的力量，我們就不應(yīng)該蔑視人（第32封信）。根本上，托克維爾是一個有宗教情懷而敢于直面人生之不幸的人文主義者。本書的內(nèi)容和結(jié)構(gòu)參考托克維爾書信選集的英文本（Alexis de Tocqueville， 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ed. Roger Boesche， trans. James Toup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翻譯時則依據(jù)托克維爾的法文書信選集（Alexis de Tocqueville， Lettres Choisies·Souvenirs， ed. Fran�搊ise Mélonio, Laurence Guellec， Gallimard 2003）由于該選集有一千多頁，無法全部譯出。最后由編者根據(jù)法文和英文本校對。本書收錄的最后一封信（托克維爾1857年2月26日致索菲亞·斯維金娜）是英文本所沒有收錄的，但對于理解托克維爾非常重要，因此從上述法文本譯出。書信譯文中的注釋，為中文譯校者添加的標為譯注或校注，未有任何說明或標為法文版注的為法文版注釋。本書的附錄均出自英譯本。譯文錯誤之處，請讀者指正。